不管怎麼樣，所有國家，不僅僅是“一帶一路”沿岸沿邊國家，而且也是其他不那麼相關的國家，都在積極計算和評估“一帶一路”能够為自己帶來的利益和風險？作為創始國的中國又如何呢？如果早期對“一帶一路”的利益和風險的評估只是概念層面的，這麼多年下來，現在的評估已經具有了豐富的經驗材料。
“一帶一路”可以給中國帶來什麼樣的利益？多少利益？中國又在不同層面（國內、區域和國際）面臨怎樣的風險呢？如何避免和控制風險？當一種方式因為形勢的變化變得不再可行的時候，需要什麼樣的替代方式？簡單地說，到了今天，如何定義“一帶一路”？中國要做什麼？怎麼做？實際上，對這些問題，很多人并不清楚。這就是說，中國需要對“一帶一路”做新的戰略思考。
中國在“一帶一路”的利益和風險
如何評估中國自身在“一帶一路”的利益和風險？其實，就內部來說，是實現可持續的發展；就外部來說，是實現國家安全。如果從這兩個視角來看，人們至少需要考量如下幾個問題。
其一、國內國際兩方面發展的平衡。“一帶一路”首要目標就是要實現國內的可持續發展，而非西方所說的對外擴張。資本、產能和技術的“走出去”都是為了內部的發展。因此，“一帶一路”以不影響內部可持續發展為原則。再者，一旦內部發展受到負面影響，外部的發展就沒有了基礎，變得更加不可持續了。這也是中國內部一些人所擔心的。歷史上，中國有這樣的傳統。朝貢體系是一個例子。其他國家向中國的皇帝叩一個頭，中國就向這些國家開放貿易，而中國本身從來不要求他國向中國開放。這種不對稱的開放使得朝貢體系經常成為中國的負擔。
毛澤東時代的援外盡管是為當時的“生存外交”服務，但也是以犧牲內部利益為代價的。國家主導的“走出去”項目尤其要注意其經濟能力的可持續性。有人開始擔憂“一帶一路”會變成另一個“鄭和”項目，這并非沒有一點道理。鄭和七次下西洋，充分代表了當時明朝的國家能力，但之後因為內部因素嘎然而止。
其二、“一帶”給中國西部邊境有可能帶來的戰略、文明等地緣政治環境的衝擊。“一帶”涉及中國和俄羅斯、中亞國家、中東地區之間的關系。數千年裡，這些地區都是地緣政治環境最為複雜的地方。正因為如此，才會出現“長城”。到了今天，人們可能必須重新思考長城文化的價值。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明、不同的生活方式、伊斯蘭極端主義、大小國錯綜複雜的關系，所有能够導致國際國內衝突的因素都在“一帶”區域體現出來。而這些又會馬上反映到中國內部，演變成中國本身的問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