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3月26日電／在3月23日召開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經濟峰會上，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韓文秀提出，中國要以第二次“入世”的勇氣和決心，加強統籌謀劃，以解決結構性議題為契機，變外部壓力為內生動力，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一舉多得。
新京報發表社論表示，回首歷史，在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的“中段”，即2001年12月，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俗稱入世），與國際接軌，對國內改革形成了強大的倒逼機制，開放成為改革的推動力量。入世近二十年，中國經濟社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也經歷著歷史性的調整。中國人均收入進入全球中等偏上水平，可以說，沒有開放與改革，中國經濟不會取得今天的成績。
文章認為，但與第一次“入世”後以商品為紐帶的市場對接不同，新時代的對外開放意味著規則的對接，尤其是資本、技術等要素流動與配置規則的對接。就影響和意義而言，這其實就相當於第二次“入世”。
誠然，入世之際也有徘徊，也有猶豫。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2017年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主旨演講中所說，“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嗆過水，遇到過漩渦，遇到過風浪，但我們在游泳中學會了游泳。但這是正確的戰略抉擇”。
入世以來，中國成長為世界級的貿易型國家，同時，中國經濟也到了一個深度調整的階段。更重要的是，中國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公開數據顯示，中國人均GDP只有經合組織成員國（OECD）平均水平的23%，貧困線標準只有美國的10%。毫無疑問，中國與發達國家的距離依然不小，發展的任務自然不輕。
因此，要達到發達國家經濟水平，還需要脫胎換骨的改革，以及堅定不移的對外開放，需要以改革與開放為“雙輪”繼續驅動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而中國經常項目盈餘占GDP的比例從2007年的10%下降到2018年的0.3%，這意味著中國對外開放戰略的使命和命題已經悄然變化。因為貿易國家主要通過商品與世界市場對接，也可以說是淺層次的市場融合。但隨著對外投資不斷增長，這意味著需要與當地市場有更深入的“親密接觸”，不僅要了解當地市場，也需要了解和融入當地社會。
與此同時，中國巨大的消費市場也已成為全球經濟的牽引力量，分享中國發展紅利也要求更高水平的開放。《外商投資法》的出台，負面清單的減少，競爭非中性原則的應用，都是在實現中國與世界市場的對接。
文章指出，當然，二次“入世”中的規則對接會帶來很多的不適應，因為這挑戰到了既有的思維方式，甚至是利益格局。然而，規則的調整，構建更加開放的市場環境本身，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題中之義。國際經濟越來越形成了以產業鏈為核心的合作網絡，編織在網絡中的不僅有國家，還有企業、技術。
因而，只有融入到開放、包容的規則體系之中，才能成為國際經濟合作的高地，也才能引領中國經濟的深化改革。以二次“入世”的魄力和意志構建高水平對外開放體系，自然便成了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唯一的戰略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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