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部分地方官員來說，新媒體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大幅提高辦事效率，另一方面又淪為“群奴”，每天要瀏覽回複十數個工作群，投票、點贊、轉發，甚至下基層第一件事是先拍照再上傳“打卡”。長此以往，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被這種“工作留痕”方式“綁架”，官員變成“沉迷”手機的“低頭族”，掉入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新坑。
中國即將進入“兩會”時間，關於新媒體的監管問題近來儼然已是委員、代表提案、議案和意見、建議的熱點。
近日，教育部發布對政協委員的提案答複，明確教師不得通過手機微信和QQ等方式布置作業。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此事與上述政務新媒體的新形式主義如出一轍。某些基層官員淪為“群奴”是執政理政的觀念與思維并未發生根本改變，先進工具反成負累；部分教師并未真正理解“互聯網+教育”，只是將布置作業的方式簡單固化到新的平台，當然要被禁止。因此，真正進入信息化時代并非只是擁有和使用新科技那般簡單。
其實，對新媒體的使用和監管是世界各國都面臨的新挑戰。玩轉“推特治國”的特朗普固然讓有些人欣羨，Facebook（臉書）的數據洩露問題也讓其創始人扎克伯格在國會山招致參衆議員足足兩日的輪番“炮轟”，被視為史上最嚴的數據保護法業已在歐盟生效半年。
由是觀之，要用好“兩微一端”等新媒體，一方面需要政府層面的立法監督，另一方面相關行業亦需自律。去年底中國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推進政務新媒體健康有序發展的意見》，不久前各大短視頻平台擴充人工審核團隊以應對彈幕“先審後播”的要求，皆可視為政府和行業上下聯動的最新動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