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倡議的著名原型——古絲綢之路——開創了一個貿易與文明交流的輝煌時期。“一帶一路”的“開放地區主義”同樣會展示中國實踐新型國際關系的決心，對和平與發展的樂觀評估也會從根本上實現後殖民時代長期拖延的南南合作的承諾。
從更近的歷史看，中國在世紀之交的重新崛起與美國一個世紀前的崛起頗為相似。
從1890年至20世紀初，從事出口的美國制造商的比例從不到四分之一猛增至三分之二以上，農業和工業方面的剩餘日益被海外吸收。到20世紀第一個十年末期乃至整個第二個十年，美國成為資本的巨大輸出國，每年從紐約湧出的貸款超過10億美元。
隨著“一帶一路”成為同樣規模的中國資本輸出的渠道，其設計和推出也必須借鑒那個時代的經驗教訓。
美國經濟會定期從繁榮轉向蕭條，美國位於西半球的許多比較貧窮的貿易夥伴和原材料供應國也會同時面臨資本和大宗商品市場的衝擊。當時華盛頓未能承擔起責任，提供本可以為海外暴跌起到緩衝作用的必要的公共產品（如國際發展融資、資本外逃的再循環以及穩定貸款等）。中國的資本輸出必須避免類似的繁榮-蕭條模式，將硬物質資本與軟技術知識、管理技能和當地項目所有權結合起來。
未來，中國將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隨著它變得越來越富有，中國必須在協作方面承擔起相應的領導作用以及全球公共產品提供者的角色。（作者蘇拉布•古普塔系美國智庫中美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