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邏輯就是美國過去70年中的所有貿易協定所遵循的。起初,這些協定是為了建立一個在海外促進繁榮的體系。即便在柏林墻倒塌之後,它們仍然作為一種獎勵手段,獎勵那些不僅開放市場,而且進行了我們所希望的經濟改革的國家。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曾經指出的,這就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意義超過了任何經濟模式的原因所在。
并不是說所有的貿易協定在經濟上都無足輕重。美國在2000年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系”地位似乎確實給了企業必要的信心,從而讓它們把生產能力以一種遠較之前更為龐大的規模轉移到中國,因為它們不必再擔心關稅提高的風險。
隨著特朗普的上任,變化即將發生,美國甚至不再試圖在貿易上領頭。他并不把這些協定看成一種贏得朋友和影響人民的手段,而把它們看成一種贏得制造業就業機會和影響自己支持率的手段。對某些人來說這或許聽起來是天經地義的,但這卻留給其他國家——其中就包括中國——可以在美國缺席的地方展開磋商的空子。於是出現了這樣的可能性,即全球化或許不會按照美國的要求或價值觀來發展。問題并不在於特朗普不願意在貿易上取得進一步的進展,而是他要美國走回頭路。新的貿易協定或許帶來不了很大的好處,但推翻舊的貿易協定卻會帶來傷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