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0月9日電／10月8日，北京市海淀區五一小學三年級的課堂上，語文老師布置了一篇課堂作文——“我的黃金周”。“假期我去了安徽合肥三河古鎮，那裡有一個蠟像館，但是人很多，而且這條路上都是車”，“‘十一’假期，我和爸爸媽媽去了十渡，那裡人很多”……對於這個假期，孩子們有太多難忘的記憶，但“人太多”無疑讓出游體驗大打折扣。
堵在路上，擠在景區，到處人滿為患的景象似乎已成為黃金周的常態。“現在的黃金周制度，形成了極限性高峰。旅遊有高峰是世界性現象，但是極限性高峰卻是中國獨有。這種高峰使供給方面壓力極大。”中國旅遊協會休閑度假分會秘書長魏小安說。
極限性高峰的考驗：假日制度如何完善
黃金周出游極限性高峰的到來比人們想象中更猛——1999年，第一個國慶黃金周，7天內全國出游人數達到2800萬人次，旅遊綜合收入141億元；今年國慶黃金周，國內旅遊市場接待5.93億人次，旅遊收入4781.8億元。人次是18年前的20倍以上，收入增長了30多倍。
毋庸諱言，旅遊收入盆滿鉢滿的背後，我們付出了巨大的成本——時間成本、管理成本、硬件成本、社會成本、制度成本。更關鍵的是，付出這些成本後，人們並沒有獲得更好的旅遊體驗和消費品質。
面對擁擠不堪的車流，很多景區都提出來，要大幅擴建停車場。“但是，如果用高峰期來配置資源，這是最蠢的辦法。”魏小安說。
正如春運期間，不少人提出要依靠提高運能來解決春運問題。但是，固然高鐵能緩解春運壓力，如果真是按春運高峰需求擴建鐵路，那麼在非春運和非黃金周時段，95%左右的客運能力將被閑置，這無疑是一種巨大的資源浪費。
怎麼辦？一是從供給端發力，完善現行的黃金周假日制度。不少專家建議，應考慮恢復“五一”長假，從而分散極限性高峰峰值。二是落實帶薪休假制度。國務院辦公廳早在2013年就出台了《國民旅遊休閑綱要（2013—2020）》，提出到2020年，職工帶薪年休假制度基本得到落實。然而，實際的情況是，目前帶薪休假落實率約為50%。而落實帶薪休假比較好的單位，主要集中在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大型國有企業、外資企業，而部分民營企業、中小企業落實的情況相對較差。部分專家也提出，勞動法雖然有規定，但是缺乏具體細則條款，制度上的漏洞成為落實帶薪休假的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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