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來，隨意應用“修昔底德陷阱”的第二個問題是當前人們對修昔底德理論的理解是前後顛倒的。修昔底德所描述的不是崛起大國對現存大國構成的威脅，而是已經占統治地位的大國——雅典帝國持續的發展和帝國主義政策，以及較弱的國家（斯巴達）對強國把目標對准自己的擔憂。把這層含義翻譯到當前語境下便是中國擔憂美國的不斷擴張。
這是在咬文嚼字嗎？并不是的，這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如果有影響力的人物誤讀歷史，他們便會在崛起大國威脅取代統治大國時主張“戰爭的可能性更大”。這正是當今關於中美關系的觀點。這個觀點的結論是敦促美國和澳大利亞采取強硬行動遏制中國越發果敢的行動。
這又回到了我的第一個觀點：當我們討論衝突的潛在原因時，不僅僅是崛起大國有責任循規蹈矩，維護和平穩定。現存大國對權力轉移的擔憂與崛起大國的擾亂性影響同樣重要。
當我們引用“修昔底德陷阱”等歷史典故描述并解釋當今地緣政治局勢時，我們必須警惕沒有曲解現狀。我們用以認識複雜形勢的語句并不是細枝末節：它們反映現狀，更決定現狀。（作者梅麗登•瓦拉爾系澳大利亞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研究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