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到，相比於1985年廣場協議後，日本、德國有貨幣升值的需求。而現在從人民幣角度來看，人民幣長期以來以美元為錨，CFETS指數公布以後，雖然更多的參考了一籃子貨幣，但是美元仍是權重最大的貨幣。美元走弱之下，人民幣亦可順勢貶值，而絕非作為強勢貨幣的標的。
從上述角度而言，可能的＂新廣場協議＂很難找到一個強勢貨幣，但考慮到前期美元升值過多，今後日元兌美元升值至100－110左右，歐元兌美元升值1.2－1.3，是考慮減少金融動蕩與前期美元升值過度而綜合做出的，是可以預期的。而引導弱勢美元，不僅有助於降低做空人民幣的壓力，防範金融風險，也有助於全球金融穩定，提升中國在全球的金融話語權。
當然，有批評認為，G20聯合幹預匯率市場有操縱貨幣之嫌，美元貶值也總會損害某些國家利益，因此難以達成共識。例如《華爾街日報》近日就對“新廣場協定”的建議提出批評，該報援引2013年西方七國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的申明，稱幹預匯率是“市場操縱行為”，只有完全專注本國經濟，才對世界最為有利。
但在筆者看來，這樣的解讀也有失偏頗。與單邊幹預外匯市場保持本國匯率相對低估并支持出口的措施不同，聯合幹預外匯市場不是簡單的“以鄰為壑”的匯率政策。實際上，主要經濟體在外匯市場上針對某種貨幣的聯合幹預從1985年以來多次出現。1987年的“盧浮宮協議”曾經聯合支持美元；2000年的聯合幹預則以歐元為目標；最近的一次聯合幹預出現在2011年，西方主要央行的一致行動推動日元走弱。
多邊協調之所以有存在的可能，在於其本身就意味著這是一個尋求妥協和利益平衡的過程。考慮到當前美元持續走強已經引起許多新興市場國家貨幣貶值、資本外流，甚至部分經濟體已經出現了經濟衰退，弱勢美元有助於全球宏觀和金融穩定。即使是日本、歐洲這些可能因為美元走弱受到負面影響的經濟體，也可以從全球穩定中獲益。如果主要經濟大國在聯合幹預中達成一致，則意味著對於每一個參與制成本與收益考量都處在可以接受的範圍，進而全球經濟則將整體上受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