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7月22日電／美國《紐約時報》7月21日載文《中國模式遇上了大麻煩》，摘要如下：
所有的經濟數據都應被視為一類特別無聊的科幻小說，但中國的數據甚至比大多數國家的數據都顯得更不真實。此外，由於中國政府行事隱秘，國家規模龐大，與任何其他大型經濟體相比，我們更難弄明白中國真實發生的事情。
但現在信號非常明確：中國遇到了大麻煩。我們不是在說發展中的一些小挫折，而是更為根本的問題。中國的整個商業運營方式，以及推動中國經濟30年來迅猛發展的經濟體制，都已經達到了極限。你可以說中國模式即將碰壁，而且是像長城那樣厚的墻壁，目前唯一的問題是這次碰撞會有多嚴重。
儘管數據可能並不可靠，但我們還是得從數據說起。當你將中國與幾乎任何其他經濟體作比較時，除了它的快速增長，馬上想到的便是消費與投資的一邊倒。所有成功的經濟體都將當前收益中的一部分用於投資，而不是消費，以增強未來的消費能力。但中國的投資似乎只是為了未來能投資更多。無可否認，美國將70%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用於消費，比例偏高，而中國用於消費的比例只有美國的一半，將近50%的GDP都用於投資。
這怎麼可能呢？是什麼讓消費持續這麼低，中國人如何保持這麼高的投資比例，而不會遇到收益驟減的情況（到目前為止還沒有遇到）呢？各種答案引來激烈爭論。但對我來說，最有道理的觀點源自經濟學家W.阿瑟.劉易斯(W. Arthur Lewis)提出已久的一個見解。劉易斯認為，處於經濟發展早期階段的國家通常存在一個規模較小的現代化領域，以及一個規模較大的傳統領域，而後者包括大量“剩餘勞動力”——未能充分就業的農村勞動力，他們最多只能為經濟總產出做出微不足道的貢獻。
這種剩餘勞動力的存在進而會產生兩個影響。第一，在一段時間裡，這樣的國家能夠在新廠房、建設等項目上投入大量資金，而不出現收益遞減的情況，因為它們能不斷地從農村地區引進新勞動力。第二，這支剩餘勞動後備軍競爭激烈，導致工資維持在較低水平，即便中國越來越富。實際上，中國人消費持續低迷似乎主要是因為，中國家庭從未看到中國經濟增長為他們帶來太多收益。其中一部分收益流向了有政治背景的精英，但大部分收益還是控制在企業手裡，其中很多都是國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