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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24選舉看台灣青年世代群體畫像
http://www.CRNTT.tw   2024-06-09 00:08:39
 
  2.媒介生態。自1987年島內宣布解除“戒嚴”後,媒體百花齊放,報業、有綫電視、衛星電視結合選舉,迎來一波政治參與,台灣的媒介生態經歷了前所未有的變革。2000年以後,香港壹傳媒以所謂“破壞式創新”策略進軍台灣市場,受英國小報腥膻色影響,用充滿爭議性和娛樂化的內容吸引讀者。在報道中“批藍罵綠”,“八卦”“狗仔”“爆料”等,這些方式卻翻轉了台灣媒體版圖,成為連續多年大學生最常閱讀的報紙,并對台灣社會與文化產生了深遠的負面影響。電視則以TVBS“2100全民開講”為代表,“Call In”“名嘴”以直播打破了原來“李(登輝)頭條、連(戰)二條、宋(楚瑜)三條”的潛規則與黃金時段重新洗牌。此外,這一代人還見證了台灣網絡技術的飛速發展。在台灣電子業的基礎上,島內從1985年開始發展校園網絡,經歷了電話撥接上網到ADSL與有綫電視的有綫入網,再到無綫上網,直至如今智能手機的移動互聯網。可以說,他們幾乎是與網絡同步成長起來的一代,具有鮮明的“網絡原住民”特徵。這種網絡環境為他們提供了更為多元的信息接收渠道,也拓寬了人際交往的空間。正是得益於網絡的普及和便利,即便在缺少電視台資源的情況下,柯文哲與民衆黨依然能够通過網絡平台進行政治傳播,與支持者進行互動和交流。所以有研究總結出:報紙、“老三台”保住了國民黨,地下電台、第四台、民視造就了民進黨,互聯網時代則成就了柯文哲與“時代力量”。①

  3.兵役經歷。台灣的兵役制度經歷了多次改革。2000年1月起,兵役期限由原本的2年,按入伍的梯次順序逐年遞減。到了2008年,兵役期限被縮短為1年。2013年起,1994年出生的男性接受4個月軍事訓練就算完成義務。加上2000年8月替代役制度(Substitute Military Service)的引入,對這一代的台灣男性來說,他們能更好地銜接學校教育與職場工作,免除了人生2年的空窗期。但相對於其他世代的男性而言,這個群體對軍事訓練和戰爭缺少概念,因為他們的成長過程中,軍隊服役并不是一個普遍的經歷,或者服役時間較短,沒有深入地體驗到軍事訓練和戰爭的概念。

  4.教育改革。台灣大學招生制度變革導致了不同世代的學生面臨不同教育制度,出現低分入學的高錄取率現象。1994年,台灣大學聯合招生核定人數為5.6萬人,錄取率為44.35%。這一時期,台灣的大學招生主要依賴於統一的聯合招生考試。2002年,台灣教育主管部門廢除了傳統的大學聯考,由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開始實施《大學入學多元制度》。首年招生核定人數增加到10萬人,其中,通過指定科目聯招考試的錄取率為80.41%,甄選入學的錄取率為65.63%。②隨後的改革中,台灣的大學入學制度演變為保送、推甄、申請、繁星及考試分發等“考招分離”方式。錄取由“一試定終身”的聯招分數(1972-1992),過渡到以學科能力測驗與指定科目考試兩階段分數(1993-2003),到大學科系自訂指定考試科目(2004-)的入學制度,2022年再演變為配合“108課綱”的分科測驗,形成大學學科能力測驗(指考)、大學入學分科測驗與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的三種入學方案。

  《誰是台大學生?》系列論文指出,島內最高學府台灣大學2001-2014年的生源地分布以台北市與新北市占53.57%,台北市大安區生源被錄取台大機率相對於台灣其他縣市高出6.2倍。此外,台大學生家庭平均收入高於台灣地區家庭平均收入15%,收入呈現金字塔頭部靠攏且“M”字化的趨勢,基尼曲綫變陡。此外,台大學生的地域和家庭背景對他們的入學機會也有顯著影響。表面上人人都有大學可讀,但實際教育資源分配的不均衡、家庭經濟背景差異等,都影響進入頂尖大學的機會,寒門難以通過教育實現社會流動,加劇了台灣社會階層固化。

  5.人口結構。20-39歲世代是成長在少子化與高齡化的路上。根據台灣內部事務主管部門統計資料,③台灣地區生育年齡婦女生育率自1998年成為拐點,首度跌破1.5,隨後一路下滑。2000年生肖龍年新生兒30.7萬後,再度下滑至2023年生肖兔年13.5萬人。1993-2018年是台灣高齡化社會的關鍵25年,2018年起正式進入高齡社會。2024年台灣地區的撫養比(非勞動年齡人口對勞動年齡人口數之比)是1:4。這個群體到2065年時要面對每1.2-1.1人負擔老年人口的撫養比,意味著衹有一個人在工作撫養他們。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詹長權指出,2024年與2000年相比,“長者變多,兒童變少”,扶幼社會轉變成扶老社會,從人口學上的改變,青壯年族群的選舉行為會有所差異。台灣的少子化和高齡化問題將對整個社會,特別是目前正在成長的年輕一代產生重大影響。這些影響不僅限於經濟和社會層面,還可能涉及政治和文化領域。很明顯,無論是國民黨或民進黨所制定的應對政策和措施,都無法讓年輕一代確保自己在所處的社會能可持續發展。

  6.婚姻狀況。按主要群體出生前一年來推算他們的父母年齡,1984年台灣地區結婚年齡平均數男性為28.8歲,女性為25.3歲。2003年台灣地區結婚平均年齡男性33.8歲,女性28.4歲。④所以,他們的父親大約在1955-1970年出生,母親在1959-1976年出生。他們的父母出生成長在蔣介石與毛澤東的兩岸關係年代。當前,台灣地區最新規定男女年滿18歲可以結婚,這個群體截至2024年投票前,已經全覆蓋在婚齡之內。不過,2022年數據顯示,台灣地區的結婚平均年齡延後到男性34.7歲,女性32.5歲。男性與父親平均婚齡差距5.9年,女性與母親平均婚齡差距7.2年,兩代人對婚姻看法可能存在差異,尤其是女性。女性約略衹有3成結婚,7成處於未婚狀態。根據台灣《今周刊》調查,43.8%不想結婚的主要理由是“不生孩子,不需要結婚”。⑤他們在成長過程中,目睹了1991-2021年“有偶人口離婚發生率”從6%上升到13%,維持10%上下浮動,到2022年離婚數4.78萬對中婚齡未滿五年占34.75%、離婚率創新高、新生兒數13.8萬、生育率0.87呼應了這個數據。媒體用“超單身世代”形容這個現象,學者則指出離婚率背後是面對婚姻忍受力比較低。

  7.醫療保障。1995年3月1日,台灣當局實施全覆蓋的“國營單一社會保險制”,至今台灣人民的納保涵蓋率達到99.6%。也就是說,這個群體基本從出生開始就不需要擔心醫療。歷年健保滿意度從1995年的39%滿意與47%不滿意發展到2021年91.6%滿意與7.3%不滿意,加上多個評比結果顯示台灣醫療水平處於世界領先的位置。⑥顯示了這個群體生長在一個逐漸完善的醫療保險體系,且對醫療水平的認可度與信任度增強。雖然保險制度在最初規劃時預期到了經濟會持續增長(當時的經濟成長率是6%),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台灣的人口結構發生了變化,經濟增長也趨於緩慢,這給保險制度的持續運行帶來了壓力。特別是老年人口的醫療費用占據了相當大的比例(13.2%的老年人口用掉了37.3%的健保醫療費用),使得保險制度的財務狀況經常出現赤字。這種狀況可能導致“青年世代被剝奪感”,因為他們需要為老年人口的醫療費用承擔更多的費用。健保對年輕世代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在生活上享受到全面和優質的醫療服務,從而提高生活質量;另一方面,需要在更加嚴峻的社會環境中扮演重要角色,承擔社會責任和義務。

  8.文化記憶。文化與社會緊密相連,共同記憶和社會價值觀塑造了當代的集體文化記憶。上世紀90年代初,流行音樂已躍升為島內大衆傳播的核心形態,台灣流行文化邁入了工業的新階段。在這一時期,商業利益最大化成為了發展的主要驅動力,導致流行文化的受衆群體愈發年輕化,同時偶像崇拜現象也逐漸引發社會關注。香港歌手進入台灣流行音樂排行榜,1990年至1999年間,年度排行前十名的歌曲中,平均每年有四分之一(38%)來自香港的演唱者,流行音樂排行榜上的歌手地域分布大致呈現出香港、東南亞與大陸、美籍華人以及台灣本地的順序,反映了多元文化交融的盛況。同時,以張惠妹為代表的高山族歌手也在商業機制的推動下,成為了音樂市場的標準化商品。此外,日本趨勢劇(Trendy Drama)改名“偶像劇”通過衛視在台灣落地熱播,延伸出台灣拍攝偶像劇在海峽兩岸形成文化洄流的現象,如《流星花園》。電影《悲情城市》獲國際大獎、《海角七號》創台灣地區票房記錄等,都是這個世代所經歷的重要文化事件,這些事件塑造了這個群體的台灣文化記憶,反映了多元文化交融和社會發展的歷程。

  四、台灣青年世代的群體畫像

  從政治傾向來看,這一代人呈現出“不鮮明”“善變”“曖昧”的顯著特徵。他們在網絡和社交媒體上的政治話語中,雖然看似短暫地傾向支持某個政黨,但很快又會轉移至另一政黨,這種快速的轉變不僅體現了他們政治傾向和認同的不穩定性,也揭示了其內心對政治立場的排序和權衡。頻繁改變政治立場時,是對制度的信任減弱,政治傾向的不確定性可能導致社會的分裂和碎片化,使得共識難以形成,對社會的凝聚力產生負面影響,影響和諧與穩定。

  從社會現象的角度觀察,台灣年輕人展現出一種普遍而複雜的“矛盾”態度。這種態度不僅深刻影響了他們的心態與生活方式,更在兩岸關係的處理上顯得尤為突出。他們一方面熱衷於排隊品嘗大陸的酸菜魚等美食,另一方面又表現出對大陸食品安全的擔憂,這種矛盾心理或許正是源於台灣媒體長期營造的“同向性偏盲”輿論環境。⑦這種環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們獲取多元信息的能力,導致他們在面對兩岸關係時表現出一種複雜且微妙的平衡感。

  台青經歷了與父母不同的政治和社會環境變化,健全的醫療保險減輕了他們的經濟負擔和生活壓力,來自傳統價值觀的社會壓力也相對較低,如:傳宗接代、金榜題名或意識形態等,他們不再像過去那樣受到嚴格的束縛和期望。這種環境為台青提供了自由度和選擇空間,得以寬鬆的態度去追求個性化和理想化的生活方式,如:視面包師吳寶春為偶像。然而,他們也明白自己未來將面臨的嚴峻挑戰。人口老齡化、少子化趨勢日益加劇,醫療保險赤字問題的凸顯,低薪資與高房價的矛盾愈發尖銳,社會階層固化現象難以忽視,經濟成長遭遇瓶頸,這些現實問題已經壓在了台青的身上,他們對前途感到迷茫和彷徨,擔心自己無法實現理想的生活狀態,甚至將焦慮的情緒轉移到對上一代的不滿。這種心態轉變,不僅揭示了台灣年輕人所面臨的現實困境,也反映了他們內心的掙扎與對未來的深切期盼。實際上,台青的每一次選擇都是在試圖為自己和這個時代尋找出路,都是在用實際行動表達對未來的期許和關切。

  本文是福建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FJ2024T009)的階段性成果。

  註釋:

  ①黃裕峯,台灣輿論場的政黨角力[J],台灣研究,2016(05):53-61.DOI:10.13818/j.cnki.twyj.2016.05.007.

  ②李大偉等,大學多元入學制度之評估研究.[D]台“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12年4月。

  ③李淑瓊,少子化問題對策研析[EB/OL],[2013-03-24].https://www.ly.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6590&pid=207223.

  ④來源:台灣行政主管部門重要性別統計資料庫gender.ey.gov.tw.

  ⑤今周刊編輯團隊,催生政策20年失靈真相[J],今周刊,2023年3月30日。

  ⑥ NUMBEO全球醫療照護指數;RankingRoyals最佳醫療照護城市。

  ⑦黃裕峯,黃柳潔,趙熳,等.台灣媒體政治偏向研究——以兩岸關係議題為例[J],台灣研究,2021(06):53-60.DOI:10.13818/j.cnki.twyj.2021.06.006.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4年5月號,總第317期,P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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