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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關係是安倍政府極為重視的、僅次於日美關係的雙邊關係。 |
中評社╱題：“安倍謀求日本‘正常化國家’與“強大日本”戰略” 作者：王建民（北京），中國社會院台灣研究所研究員；倪霞（福州），福建師範大學副教授
安倍政權有強烈終結“戰後體制”、改變戰後日本和平發展道路、謀求日本“正常化國家”、實現“強大日本”的遠大戰略目標與夢想。圍繞這一重大戰略目標，對內進行重大改革，解禁集體自衛權，加強防衛力量，致力修改和平憲法，推行“安倍經濟學”，實現“富國強兵”之策；對外確立“積極和平主義”理念與“俯瞰全球儀外交”戰略，合縱連橫，以鞏固美日戰略同盟為主軸，推進與配合“印太戰略”，建構“多邊多層”安全體系，介入南海事務，積極參與區域經濟合作，其核心是“牽制中國、壯大日本”。
一、改變“戰後體制”，大力推進日本“正常化國家”目標
戰後出生的安倍逐步改變了吉田茂首相任內確立的戰後“重經濟、輕軍備”、“守和平、輕安保”的“吉田路線”，走上了“重安保、輕和平”的發展道路。
（一）試圖結束日本“戰後道歉屈辱史”，讓日本成為一個沒有歷史包袱的“正常化國家”。2015年8月，安倍發表“戰後70周年談話”即所謂“安倍談話”，這是一個名為“希望積極闡述戰後和平歷程以及日本將作為怎樣一個國家、如何為地區和世界做出貢獻”的重大政治談話，實為爭取終結戰後體制下日本不斷被迫向國際社會尤其是中韓道歉的“政治宣言”。企圖以此終結日本永遠作為一個戰敗國、不斷向國際社會道歉的屈辱歷史，充分反映了安倍右傾思想與日本強國夢。“安倍談話”時間點重要，形式鄭重，雖然強調日本已一再表達了懊悔和謙意，強調先前內閣立場依舊不可動搖（事實上有截然不同的立場），必須從歷史中學到教訓，但核心不是道歉，而是強調“戰後出生的日本人不應背負謝罪的宿命”或“不能讓日本人的子孫後代擔負起繼續道歉的宿命”。也就是企圖對戰後日本屈辱的歷史作一個徹底清算與告別，宣告以此為起點，未來日本不必再為過去的侵略歷史道歉，讓日本成為一個真正的世界大國。若是一直被要求懺悔、道歉，日本永遠是“二等國家”，就是被世界瞧不起的國家。
（二）解禁集體自衛權，改變“戰後體制”下日本被限制不得行使集體自衛權，即日本不能對關係密切國家遭受他國武力攻擊時使用武力干預的國家權力。二戰後國際社會確立了日本和平憲法，禁止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相當於日本的國家主權行使受到制約。為了要讓日本成為真正的世界大國，成為正常化國家，安倍致力於擺脫這一現狀，除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則”外，率先採取釋憲方式，即修改禁止行使集體自衛權的“憲法解釋”，衹需內閣做出解釋，不需經過法律程序。2014年7月1日，日本內閣會議正式通過了有關“行使集體自衛權的憲法解釋”決議案，並提出了“武力行使新三要件”，取代歷屆政府遵循的“自衛權發動三要件”，將自衛隊動用武力的門檻從本國遭到直接武力攻擊放寬至他國遭受武力攻擊等情況。其次啟動“修法”程序，在安倍積極努力之下，於2015年10月日本國會通過了《新安保法案》，從法律層面解禁了集體自衛權，為日本未來出兵海外、武力介入國際爭端鋪平了道路。
（三）全力爭取在任內完成修改“日本國憲法”，賦予日本發展正規軍事力量與戰爭權，讓日本成為一個真正獨立自主的政治與軍事大國。戰後盟國主導確立的“日本國憲法”被稱為“和平憲法”，核心是第二章第九條相關內容：日本國民衷心謀求基於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和武力使用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為達前項目的，不保持陸海空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交戰權。這一和平憲法在某種程度上剝奪了日本的國家主權權力，這是侵略戰爭的代價。安倍上台後，一直致力於修改這一和平憲法，公開表示“日本現行憲法第九條有關‘放棄戰爭’的條款是日本‘正常化’道路上必須搬掉的‘攔路石’”。這一言論充分表明，安倍是日本右翼勢力的代表，要不惜一切代價、盡最大努力完成修改和平憲法。2019年12月初，安倍在國會再次表達爭取任內完成修改憲法的政治目標。核心目標是讓日本擁有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的正規武裝力量陸海空軍等戰爭力量，擁有戰爭發動權，讓日本成為一個真正的“正常化國家”，實質上是讓日本成為真正世界政治大國與軍事強國。不過，2019年7月參議院選舉，自民黨與公民黨執政聯盟席位未能達到“2/3”多數，反修憲民意也超過半數，制約著安倍修憲目標的實現。
（四）廢除“文官統制”，提高軍界在政府體制中的地位與角色。日本傳統政治中文官與武官矛盾長期存在，武官強勢也是侵華戰爭爆發的重要原因。1954年，日本在設立防衛廳與自衛隊時決定設立“文官統制”，防止武官介入政治，讓文官能在平時參與對武官的管理。為實現“正常化國家”目標及提高武官地位，安倍主導推動於2015年修訂《防衛省設置法》，廢除了此前掌管自衛隊行動作戰的文職部門“運用企劃局”，由統合幕僚監部（相當總參謀部）統一負責，並將衹屬於“西裝組”（文職官員）對防衛大臣的輔佐權擴大到“制服組”（軍職人員），意味著“制服組”將成為自衛隊作戰等各項行動的主導核心，“文官統制”制度正式被廢除。
（五）積極加強軍事能力建設。安倍上台後積極發展軍事力量，大幅增加軍事預算，加強武器裝備，擴大對美軍事採購，基本實現了“強兵”目標。
總之，安倍政府以改變“戰後體制”與發展“自主防衛”為目標，建立新的安保制度體系，確立“可戰”體制；強化防衛力量建設，構築“能戰”實力。
二、以“積極和平主義”思維，推動“俯瞰全球儀外交”，提升日本大國地位
安倍對外政策與對外關係發展的核心是以大膽進取的“積極和平主義”思維，推動“俯瞰全球儀外交”，積極參與全球事務，突破東亞大國或二流大國地位，讓日本成為對全球事務有影響的“全球性政治大國”。其核心是鞏固美日戰略同盟，配合與推進“印太戰略”，建立“多邊多層”保安網絡體系，發展與結交更多國家夥伴，維護所謂日本安全與國家利益，提升日本世界大國地位。2018年安倍提出的“戰後日本外交總決算”，就是對這一戰略目標的總概括。
（一）強化美日戰略同盟，作為日本安全的最大戰略屏障。美國主導了戰後日本體制與日本憲法，並在對抗中蘇社會主義陣營背景下建立了日美安全同盟關係，日本也始終以追隨美國與鞏固強化美日同盟為對外政策核心。
安倍上台執政後，則進一步以強化美日同盟與安全防衛合作為主軸。安倍不僅創立了國家安全保障委員會與國家安全保障局，而且制訂了以西南海域為防衛重點的《防衛計畫大綱》，除增加防衛預算、強化自衛隊聯合作戰與兩栖登錄戰略等“內部平衡”措施外，也採取“外部平衡”措施，包括增強美日同盟防衛合作，強化與澳大利亞、印度、東盟國家甚至歐盟之間的安全網。2018年底通過的《防衛計畫大綱》以“強化美日同盟與構築多邊安全架構”為核心，強調美日同盟是保障日本安全不可或缺的基礎，日本必須以美日同盟為基礎“積極和平主義”，積極建構“多邊多層”安全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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