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7月30日電／看到高考錄取通知書開始投送的消息，我又一次想起50年前高考入學的往事，塵封半個多世紀的一些記憶依然那麼清晰。知情者勸我把它們寫出來，那些瑣碎故事或可印證世事滄桑和時代的進步。
1959年我高中畢業，當時是在高考前就填寫報考志願，這讓考生很費心思：填低了怕“高分低就”，吃虧；填高了又擔心“一滑到底”，名落孫山，因為大多數高校喜歡收第一志願的考生。我沒為填志願的事犯愁，班主任李老師替我包辦一切。第一志願填的是復旦大學新聞系，他打聽到，那年該系在青島及周邊地區有一個招生名額。
李老師高中就讀於復旦大學附中，又喜歡寫作，對復旦新聞系十分向往。但他家庭出身不好，有個親戚是台灣外交部長錢復。政審通不過，也就與重點高校無緣，被山東師範學院數學系錄取，畢業後分到青島三中教數學。他也就大我們幾歲，朝氣蓬勃，教學很投入，班主任工作也幹得有聲有色。他的“復旦新聞夢”並未泯滅，而是寄托付於自己的學生，他選中了我。
那年的考場設在青島海洋學院，離我們三中有30多華里。晩上睡在青島二中學生教室，幾個人一間，4張桌子一拼就是一張床，大家和衣而臥，拿書包或卷一下外衣等枕頭。夜裡，傳染似的輾轉反側，不斷有人出出進進，焦躁的氛圍和陌生的環境讓人難以入睡，好在年輕氣旺，第二天還能打起精神入考場。兩天考試，李老師長時間在考場外等待。這令我感激又不安，唯恐辜負他的期望。
那年外文雖列入考試科目但成績不計入高考總分，這對我如同在押犯遇到特赦令。我們高一時才開始設英文課，老師是解放前齊魯大學教授，曾留學美國。他高調承諾，保證在3年內讓我們聽、寫、讀、說全學會。他要求極嚴，誰學習認真，成績好，他在高一4個班上大張旗鼓地誇獎；誰學習不上心，成績差，他也在4個班上指名道姓地數落。還真見效，原本不是主課的英語，竟喧賓奪主，同學們都興趣盎然地為它花超量的時間和精力。
但好景不長，大約七八個月後的一個課間，這位老師被公安局帶走，聽說罪名是“歷史反革命”。於是，學校又讓我們改學俄文，一位有些俄文基礎的老師現學現賣，過了一段時間他教不下去了，同學們也覺得學的沒意思，外語課就這麼不聲不響地取消了。
高考時，我矬子裡拔將軍，報了英語，入大學後便分到英語班。班上半數是上海同學，我的水平隔人家兩條街。我的外文被煮成了夾生飯且不說，還讓我對它產生敬而遠之的逆反心理。
大學統一發榜前的一天上午，學校教導處留守校工氣籲籲地找到我，說是上海來的人要見我。來者是位中年人，溫文爾雅，一見面就喊我的名字，見我吃驚，他微笑著說，“我認識你有倆月了”，這表明他早就認真看過我的檔案。後來知道，他是新聞系副主任伍老師，此番專程來青島是要見見市裡9位考上復旦的學生，組織大家一起赴校，路上好彼此有個照應。
又過了兩天，我收一封寫著我名字的厚厚的的信，內有一期新聞系學生會辦的油印刊物《紅色記者》，在這期迎新特刊中，有熱情洋溢的祝賀辭，有對新聞系的介紹，有對新生入學前準備工作提示，還有學長們的精彩詩文。
就這樣，尚未踏進復旦大門，就對“母校”二字的的意蘊有了更多領悟，她就像母親那樣給學子們親切關懷和溫暖。
我們幾個人從青島乘船抵達上海。一出黃浦碼頭，就看到“歡迎復旦新戰友”的標語。去學校路上，熱情似火的學長，不停地向我們介紹所經過街道的名字和特色建築的來歷，我記牢的只有鄉土氣息十足的母校所在地：江灣五角場。
學校很快就向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發放助學金。我家在農村，父母雙亡，沒任何經濟來源，享受一等助學金，每月發13.5元的餐券，這是全校統一夥食標準，4元零花錢，我們幾位特困生還到學校裁縫店免費做了一件棉襖、一條褲子，領了一雙棉鞋。這件棉襖伴我度過5年大學歲月。
（來源：環球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