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美中貿易戰之始與其末
特朗普對中國發起貿易戰，可說是由於他純由美國在對華貿易虧空數據上看問題的直覺反應。單看2017（特朗普上任第一年）的雙方貿易，美國赤字已達美金三千七百五十億元。這樣龐大的數目，比一個中等富裕國家（如馬來西亞）一年的GDP還要多。
關於這一點，有經濟學家做過專業研究：認為那導致美國偌大赤字的真正原因，主要還是“結構”的問題。譬如，美國工資過高、保險及律師費用也高，因此總的經營費用普遍居高。何況，工會勢力過於強大，導致罷工事件時有發生，促使美方生產力與效力絕對無法和中國競爭。可是，特朗普卻一廂情願地認為這種“一面倒”偏向中國的怪現象，全是由兩大原因所致：（一）以前歷屆美國總統太過縱容中國；再加（二）特朗普咬定中國貿易行為有欠“公平”。所以他要發起貿易戰，用懲罰中國的辦法——包括對中國進口增加關稅等等措施——來平衡美國不斷虧空的現象。
無論特朗普的理由是否正確，他深受“中國威脅論”的毒，使他感覺中國的崛起，已將一個原來的貿易對手轉變為足以挑戰美國霸權的勁敵。故自2018年6月以後，他將更兇狠矛頭指向中國。因而原有之貿易戰逐步擴展與升等而惡化為一個“新冷戰”的局面。
四、拜登與習主席會晤後對華政策轉變之玄機
與習近平暢談三小時後，拜登最緊要的反應，如上面所引述，即是已沒有“新冷戰”的餘地。這當然概括了許多基本項目，無須搞貿易戰即其中之一；尤其考慮到以上專業經濟學家的論述，美國的貿易赤字，不能一面倒歸罪中國。拜登的許諾,可說是預期他對華政策的新鬆動。可以更具體濃縮為“五不、四無意”。
<1>“五不”是指：(1)不支持兩個中國；(2)不支持一中一台；(3)不支持台獨；(4)不尋求冷戰；(5)不拉攏盟友反對中國。
<2>“四無意”則是：(1)無意和中國發生衝突；(2)無意同中國脫鉤；(3)無意阻擾中國經濟發展；(4)無意圍堵中國。
我們應知道在拜登上任之初（即2021年正月以後），他的對華政策方針曾濃縮為“四不、一無意”。 如果我們將這兩套口頭禪相比，不難發覺這新的“五不”有兩則是新的，即“不支持兩個中國”與“不支持一中一台”。 其實也就是將“一個中國”的內涵拼了出來。可是，卻沒有重複原先“四不”中的“不尋求改變中國的體制”。這個遺漏至為值得注意。
蓋自尼克松總統以來，美國與中國交往時，均希望能達到一個秘而不宣的目的，那就是希望中國人民因接觸了外界 ——譬如看到美國的民主制度——會因而增加他們對（西方）民主的渴望，甚至搞到一個程度他們可能集體放棄自己的政府與它奉行的社會主義。可是儘管這次在新冠疫情與“新冷戰”夾攻之下，美國人能看到的正好是相反現象。有媒體報告透露，每次國務卿龐培奧不擇言辭惡意攻訐中國，反而促使中國老百姓更積極靠向政府一邊。如果有人質疑這個發現是否可靠，且看“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亞希中心”在七月九日發表的13年來對《中國人民對政府滿意度》觀察的結果。結論是：中國人民對共產黨政府的滿意度，13年來有增無已。相反地，在美國，自2020年5月後民間對種族歧視（與警察濫權）抗爭運動氾濫各地以來，美人民對政府的滿意程度，已達歷史新低。
在這方面，獨立的民意調研機構的相關數據，可供我們參考。根據“皮優研究中心”（美國調研機構Pew）的數據，美國人民認可政府的支持度是35%。而在中國，人民對政府的支持度則是85%。
有鑒於如此數據的對比以及相關的歷史背景，我們不難理解為何拜登對華新政策的指導原則沒有繼續以前美國政府企圖改變中國政體的意願。
相比習近平在中共20大後權力愈加深厚，拜登剛度過美國期中選舉，其所屬的民主黨對國會眾院的控制已輸給了共和黨。一般分析家相信，至少在未來兩年，“以台制華”將是兩黨的共識。新任共和黨眾院議長，一般相信他必然護航“台灣政策法”過關，並且可能重演佩洛西訪台先例，而民主黨也不會反對。觀察家作此揣測者，可以參考上次佩洛西訪台經驗；佩洛西在行前受到各方勸阻時，曾回言稱唯有拜登總統明言反對方能使她放棄台灣之行，可是拜登始終並未如此做。
觀察家認為：美國期中選舉使台灣成為兩黨“反中”的籌碼。雖然如此消息使得蔡英文總統心怡數日，而在台灣11月26日“九合一”選舉中，她領導的民進黨卻遭慘敗。在21縣市長中，民進黨僅贏得5席；國民黨13席。此外，民眾黨一席；另有2席為無黨籍。蔡英文總統面臨如此窘境不得不引咎辭去民進黨主席職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國民黨蔣家第四代的蔣萬安當選了台北市長。
五、習主席元首外交另一層面：開闢“大國外交”新境界
習近平主席為求反制美國自特朗普以來企圖孤立中國的諸多手段，特別加強推動北京“全球化”的戰略。他的構思是針對特朗普的“單邊主義”而來。美國人一向引為自豪的是：他們國家的經濟自1872以來一直領先全世界。可是自21世紀以來卻面臨衰退的威脅；特朗普認為除了中國崛起之害以外，亦受到美國爭為世界霸主必須津貼其他國家與地區重擔之累（譬如仍須耗資大力維持“北大西洋公約”以對抗跋扈之俄羅斯）。因此，為了要“使美國再偉大”，特朗普選擇了“單邊主義”的方案：譬如強迫北約其他成員國增加他們維持該組織的經費與責任；同時美國拒不參加新成立的歐盟組織。其目的在減少資源耗費，以保持美國實力。
相反地，中國和歐盟則建立了融洽的雙邊關係，並進行各種合作。它們不但已經成為全球重要經濟體，而且雙方共同支持多邊主義信念，與特朗普的“單邊主義”正好唱反調。除此之外，中國的“全球化”政策，在習主席領導下，已證明是爭取盟邦和建立各種 “自由貿易合作組織”的有效途徑。這方面，衹需看兩個例子即可顯示。一是中國在2015年創建的“亞洲基本建設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到2022年已有103個國家參加為會員國（其中包括美國最親近盟邦的英國）；另有其他20個國家尚在申請參加中。另外一例，是中國在2013年開始的“一帶一路”項目，至2022年8月已經廣納149個國家（外加32個國際組織）於它的組合圈中。這些國家散佈在亞、非、歐三洲。這兩個項目，再加由中國發起而設立在“金磚五國”之下的“新發展銀行”（旨在幫助發展中需要幫助的國家），正好是三個頂尖的具有“地緣經濟”性質的項目。習主席對它們的內涵用意，乃在試求避免和美國地緣政治（強調軍事競爭）的路線起衝突；冀求形成一個不相對稱的磋磨關係。
這一切措施與發展，倶是習主席開闢“大國外交”新境界非常重要與獨出心裁的產物。但因一般涉及他“大國外交”或“元首外交”的討論倶忽略了這裡所談到的三個頂尖“地緣經濟”項目之安排，因此我們在討論習主席全球化“元首外交”時，必須注意他在“地緣經濟”上的努力。
當然，首先我們須要知道何謂“地緣經濟”。這是一個展現於後冷戰時代有決定性的現象。相較於“地緣政治”（強調軍事安全），“地緣經濟”則著重經濟安全。在“地緣經濟”時代，一個大國的經濟安全建築在四項要素之上：(1)人力與科技的資源；(2)可輸出的資本；(3)產出現代物品的能耐;(4)對於國際上有關經濟決策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充裕地擁有了這四項要素，才能作為一個“地緣經濟”時代的大國。才能為人類前途命運指引方向。才能談創造人類命運共同體。我們必須認識習主席的“大國外交”，因是符合“地緣經濟”的精神，所以它與“地緣政治”時代的大國爭作世界“霸主”意義絕然不同。中國現今作為大國的任務，是要推進國際合作，建設世界繁榮共享。所謂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已超過了“一帶一路”的國際合作構想與目的。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的精神，始勘可比擬。
六、結論
在習近平主席外交思想引領下，他的“元首外交”達到了促使拜登總統領悟美中關係已無“新冷戰”之餘地。由於21世紀是“地緣經濟”時代，所以習的“大國外交”充分帶有“地緣經濟”時代的精神與特色；其目的不是要爭霸，而是要構建世界永恆和平與繁榮。其做法有四：(一)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二)堅持多邊主義；(三)堅定互利共贏原則，促使世界共同發展；(四)深化文明交流，增進國與國之間相互信任。有這種胸襟與作為，才能說服拜登之流世間已無搞“新冷戰”的餘地。如此的風範，方足以作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可或缺的推手。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3年1月號，總第30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