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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柱的挑戰仍然是巨大的 |
中評社╱題:國民黨路線與國共關係的未來 作者:張亞中(台灣),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兩岸統合學會理事長
國民黨的路線之爭
從去年總統候選人的提名,到今年的黨主席之爭,就本質而言,國民黨內部進行的是一場有關兩岸關係的路線之爭,廣義來說,也是國民黨內對於自己的身分認同、兩岸關係的本質,以及兩岸關係應何去何從之爭。
這場路線之爭對未來的影響在於:未來的國民黨是否要與北京共同結束兩岸的法理內戰,讓兩岸關係可以開啟真正的“和”(peace),以及兩岸關係能否在“和”的基礎上,用“合”(integration)的方式強化兩岸的共同認同及合作。如果用簡單的話來說,未來國民黨要選擇兩岸的“和合”路線,還是要繼續延續現在“維持現狀”,或“不統不獨”的政策。
如果沒有洪秀柱的參選,國民黨內不會有如此的路線之爭。兩岸關係從1949年以來,國民黨內有關兩岸關係的路線經歷了四個不同階段,從最早蔣介石的“反攻大陸、統一中國”,到近八年來馬英九總統政府以“偏安”為目標的“隱性獨台”政策。洪秀柱的參選挑戰了馬政府的兩岸思維,也引發了國民黨所謂“主流派”的全面反撲,更激起了民進黨全面的“抹紅”。洪秀柱已經當選了國民黨主席,但是“和合”路線是否能成為未來的國民黨主流意見,目前仍然存在著變數,也連動到國共兩黨未來的互動。本文即在析論此一問題。
國民黨路線的四次變遷
1949年到2016年間,國民黨的路線大概可以分為四個階段:蔣介石時期“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反攻大陸統一中國”,蔣經國時期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李登輝時期的“特殊國與國”(“一族兩國”),以及馬英九總統時期的“維持現狀、不統不獨”(“隱性獨台”)。前兩個階段著重的是“統一”,後兩個階段著重的是“分治”。前兩個階段沒有民進黨的因素,後兩個階段則有國民黨與民進黨分離主義因素的競爭及妥協,因此“分治”與“分離”的界限愈來愈模糊。後兩個階段的變遷以下簡要說明之。
1987年台灣方面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兩岸互動引發許多事務性的問題。如果沒有基本的共識,處於內戰下的兩岸幾乎難以啟動事務性的協商。1991年台灣方面通過“國家統一綱領”,再次重申國民黨政府的政策是謀求國家統一,並分近、中、遠程三個階段推動統一進程。“謀求國家統一”成為兩岸最基本的共識,在這個基礎上,兩岸開啟了事務性的協商。
1992年兩岸建立起後來被稱之為“九二共識”的基本互信。“九二共識”包括兩個同的部分,一個異的部分。同的部分是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及“謀求國家統一”。異的部分是:台北方面對於一個中國的意涵持“各表”的立場,即所謂的“一中各表”,而台北方面表述“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北京認為當時討論的是事務性的問題,因而認為不需要對“一個中國”的意涵做出表述,即所謂的“一中不表”。
1994年起李登輝的態度改變了,或者可以說是他開始露出真正的面目了。1994年6月在由陸委會公佈的《兩岸關係說明書》中,正式地將“一個中國”從原來就是中華民國,異化為“一個中國是指歷史上、地理上、文化上、血緣上的中國。”(第15頁)
1999年5月,蔡英文、林碧炤(即將在520後接任總統府秘書長)、張榮豐等共同參與由國安局完成的“強化中華民國主權地位”報告,其結論是:必須將兩岸定位為國家對國家的關係,才能走出中共“一個中國”的框架。
1999年7月,李登輝在接受“德國之聲”訪問時稱兩岸是“特殊國與國”的關係。李登輝的“特殊國與國”,指的是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是相互主權獨立的國家,唯一的特殊關係就是“歷史、地理、文化、血緣”,而沒有其它法律上的必然關係,即“一族兩國”論。
2008年馬英九總統執政八年以來,兩岸關係的確有長足的進展,特別是在兩岸經貿交流與人員觀光訪問上交往頻繁,但是在兩件事情上,他卻不自覺地深化了“獨台”的論述。
第一件事是歷史教科書。馬政府上台以後,在阿扁所留下的歷史教科書課綱事上,僅有若干“撥亂”的行為,而沒有達到“反正”的目的,馬英九總統未能改變教科書將兩岸書寫為“一邊一史”的史觀結構。
第二件事在於馬英九總統政府八年以來,對於兩岸政治定位的表述方式已經發生改變。2008年選舉以前,馬英九總統的政見還包括推動兩岸和平協議、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但是到了2009年中期,態度卻開始轉變了,“中華民國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未來由2300萬人共同決定”,這些已經是“獨台”的言詞經常出現在馬政府團隊的口中。八年以來,“先經後政”的政策事實上卻是“只經不政”。馬英九總統已經絕口不再提兩岸要政治協商、簽署和平協議事,也不再提“謀求國家統一”,而是以“不統、不獨、維持現狀”為其立場。另外,國民黨在馬英九總統八年執政期間,也不再提“我是中國人”這個語彙,而是以“我是中華民族一份子”做為同義詞。這八年以來,較之以往,“台灣”與“中國”更成為兩個不同的“異己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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