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2月26日電／2017年1月3日，日本維持對台灣民間關係的窗口機關“公益財團法人交流協會”根據從新年起更名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的決定，其台北事務所舉行了新名稱標牌的揭幕式，事務所代表沼田幹男表示“要讓已經是最好時期的日台關係進一步發展”。不久，台灣方面也宣布從5月17日開始將對日交流機構“亞東關係協會”改稱“台灣日本交流協會”，並於當天為新標牌揭幕，其責任官員強調：名稱改變“顯示台日關係朝正確的方向發展”。有日本主流媒體還在報道中解釋：交流協會事實上承擔著大使館的機能，“由於顧慮到中國才一直未記入國名，而改名就是要明確交流對象，強化日台關係。”這意味著，通過名稱變更，原來主體性質不明的“交流”確認其規範概念為“日台關係”。
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表示“強烈不滿”，批評說：“日本政府與台灣當局合謀”更名而“企圖提升日台實質關係”，中方敦促日方“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採取實際行動糾正錯誤做法”。但日本政府並不忌諱中國的“強烈不滿”，其採取的“實際行動”是3月25日派出1972年斷交以來現任最高級別的副大臣作出席“日台交流協會”活動名目的公務性訪台，被評論為日本與台灣“實質”關係的突破。豈料，中國主流媒體和學者的反應是常見的“娛樂化傳播”，把日台“實質關係”的新例貶斥為“眉來眼去亂搞”的“小動作”━━無論怎麼“玩合謀”都“成不了事”，“不可能突破中日關係的基本框架”。
必須指出，準確理解“日台關係”需要把現狀置於戰後中日關係史的邏輯框架和日本的“台灣知識”話語體系之內，由此可以認識到日本、台灣之間已經完成了從“日華關係”向“日台關係”的政治轉型。
一、日中關係與日華關係的對抗
在戰後中日關係史上，日本面對共產黨革命成功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國民黨敗退而偏安於台灣的中華民國之分治，其外交關係命名自始就有作為修辭策略而暗示意識形態或政治立場的概念分別。日本共產黨、社會黨、工人運動、友好人士主導對大陸新中國的民間外交組織，1949年5月成立了“中日貿易促進會”（後改稱“日中貿易促進會”），1950年10月成立了“日中友好協會”，國會議員組織有“促進日中貿易聯盟”；而作為日本政府的國家外交建構，1952年4月締結的《日本國與中華民國間和平條約》則通稱為“日華和平條約”或“日華條約”，以後發展出種種“日華”協定。日華關係一向警戒、阻礙日中關係的政治性質化和官方機制化，但對新中國巨大市場的追求使得日本在1960年代形成了有政府支持的中日民間貿易機制，而隨著中美關係的解凍則最終於1972年實現了與大陸新中國的建交即日中關係正常化。
日中關係正常化導致“日華斷交”，日華關係被日本定義為“民間交流”並想定建立“事務所”機制。大平正芳外相對周恩來總理說明時使用了“日台關係”概念；但在日台間具體交涉時，台灣方面要求交流機構使用“日華”或“日中”之類以連續性暗示國家關係的限定，日本方面則堅持不能使用“華”或“中”而主張使用“日台”來表明地方性民間關係，最後雙方妥協回避國家或地方定語而分別採用了“財團法人交流協會”和“亞東關係協會”的曖昧名稱。不過，“日華關係”概念並沒有消失，有著反共保守立場的政界人士和活動家在 1973年組織了“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和“日華親善協會全國聯合會”。從這種外交地位翻轉可以發現，“國共內戰”休止於台灣海峽而發生象徵中國未統一的“台灣問題”之後，大陸和台灣之間的國際承認競爭成了新的非軍事化內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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