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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子不大就難以施展，不夠堅實則難以穩定。 |
中評社╱題：台灣邊緣化的由來與破解之道 作者：周建閩（香港），中國評論月刊總編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協創中心專家委員
近年來，關於台灣問題的話語中，“邊緣化”一詞頻頻出現，已然成為一個代表性詞語。那麽，什麽是“邊緣化”、為何會出現“邊緣化”？其有何顯著特徵、會帶來什麽樣的後果和影響？如何來破解這樣的結果？很值得關注。
所謂“邊緣化”，按百度百科的解釋，“邊緣化是一個比較抽象的說法，就是非中心，非主流，或者說被主流（主流社會、主流人群、主流意識形態、主流文化、主流經濟等）所排斥，所不包容。簡單地解釋也就是從中心和主流逐漸被移除而走向非中心、非主流。”這就清晰地說明了，“邊緣化”是一個負面詞語，它包含了被排擠、非主流、失意、落後等意涵，總之是一個不招人待見的詞語。
那麽，台灣為何會被貼上“邊緣化”的標簽，成為近年來大家議論的“邊緣化”主體呢？這就需要從“邊緣化”涉及的領域和由來談起。所謂台灣“邊緣化”，主要指的是在政治與經濟這兩個領域。
與“邊緣化”相對的，是中心化、主流化。說起來，台灣由於歷史和地理的原因，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中，從來就不曾處於中心的地位，可以說，無論是政治或者經濟文化，一直都處於邊緣的位置；在被日本強行割據佔領的五十年裏，作為殖民地，更是處於日本帝國的邊緣。上個世紀四十年代中，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日本戰敗，台灣被歸還中國。由於國共内戰，國民黨軍隊戰敗后，其中央政府退據台灣；儘管實質上已經失去了對於中國大陸的統治權，但仍頂著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的帽子。這時的台灣，才第一次在中國歷史上處於所謂“中心”的位置，由於美國的支持和國際冷戰體系，敗退台灣的中華民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内仍是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故台灣雖為蕞爾小島，但在中華民國的外衣下，儼然以“中國”的代表自居，被國際社會大多數國家所承認。
但好景不長，隨著美蘇爭霸，在美國對華戰略發生重大轉變的背景下，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於1971年取代台灣中華民國政府，正式加入聯合國。台灣被逐出聯合國后，國際地位一落千丈，從1969年高達70個邦交國，快速下滑至1978年的22個，在國際社會被迅速邊緣化。
任何事物的發展，都不會是直綫式前進變化的。台灣在國際上的邊緣化，雖然在七十年代已經基本定型，但未完全固化。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正是台灣經濟起飛快速發展的時候。作為亞洲“四小龍”之首，台灣經濟連續30多年來以兩位數成長，創造了所謂台灣“經濟奇跡”。1988年台灣外匯存底高達750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二；而同年中國大陸的外匯儲備僅33.72億美元。靠著財大氣粗，台灣在八、九十年代四處撒錢，大搞“金錢外交”，不斷加強對第三世界小國的聯繫拉攏，其邦交國一度上升至30個。
隨著大陸加快發展經濟，不斷壯大實力，台灣靠著大撒金錢換來的邦交國也只是曇花一現。兩岸“外交戰”在九十年代後期及新世紀之初阿扁執政期内激烈交鋒，最終台灣一路敗落，邦交國不斷流失，到2008年只剩下23個。馬英九上台后，提出“外交休兵”的主張，由於其認同“九二共識”與和平發展的理念，得到大陸的認可，才使得台灣的邦交國穩定下來。而民進黨蔡英文總統當局2016年上台后，由於拒不承認“九二共識”，兩岸外交戰重啓。台灣目前已經失去巴拿馬等兩個邦交國，估計未來斷交將會陸續有來，台灣在國際政治上邊緣化已成定局。
經濟邊緣化，是台灣最新的標簽，也是最牽動人心的話題。畢竟，政治邊緣化主要關乎執政當局，對平民百姓沒有那麽大的影響；而經濟邊緣化則不但關係到政權的經濟基礎，更關係到社會大衆的切身利益，關係到台灣至關重要的經濟地位和經濟影響力。可以說，這才真正是台灣的命根子所在。
台灣在經濟上曾有過傲人的成績，經濟社會的發展程度也接近發達國家，長期以來，“台灣經驗”曾是台灣人的驕傲，何以短短十多年光景就失靈了？年輕一代甚至不知道還有這個名詞；取而代之的，居然是“台灣邊緣化”！台灣經濟究竟錯失在哪裏？為何會長期停滯不前，致使社會大衆的薪資十餘年基本不變、低薪成為年輕人抗爭的主題？
歷史是昨天的現實，今天的鏡子。回溯歷史，不難發現台灣經濟的高峰期在九十年代初中期；而這也正是台灣民主化機制加快建構的時期。與政治上的民主化成反比，台灣經濟自此之後就一路下滑，結束了持續40餘年的快速成長期，開始進入一個低成長的停滯期。總結起來，有這樣一些緣由導致了台灣經濟的長期下滑與邊緣化：
從内部看，首先是民主化的結果使台灣社會進入一個從未經歷的政黨政治時代；政黨政治的要害在於爭取選民、爭奪選票，為此不惜任何手段。這就導致了一切以民意為依歸，在不良政黨和政客的操弄下，不可避免地出現民粹化浪潮。民粹化的政治体制不但更專注於利益分配，專注於短期效應；且對公共政策的制定與推動產生嚴重阻礙，大大惡化了台灣原本順暢的行政與立法關係及效率。其次，是台灣的生產要素成本不斷上漲，要素資源日漸短缺；加上環評等政策限制，導致以中小型加工產業為主的台灣企業紛紛外移，使台灣出現產業空心化現象。第三，研發的投入不足，造成台灣企業發展後繼乏力。低薪和薪資水平的停滯，正是產業競爭力未能提升的具體表現。
從外部看，首先，八十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方興未艾，世界經濟日益成為緊密聯繫的一個整體。在這波全球化浪潮中，台灣基本是以資金、技術輸出者的身份參與，沒有很好地吸納從歐美等高端產業轉移下來的技術，致使台灣產業升級乏力。其次，是台灣當局對企業投資大陸採取“戒急用忍”政策，處處設限，使兩岸產業合作難以順利展開，錯失佔領龐大市場的先機，也使台灣“亞太營運中心”的構想胎死腹中。再次，在全球化浪潮下，區域化和經濟一體化整合已成趨勢，台灣雖然與大陸達成ECFA（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但在反對黨及太陽花學運的堅決反對下，後續的服務貿易和貨物貿易協議遲遲未能通過審議和生效。台灣雖然最靠近中國大陸，但由於對大陸抱持懷疑、敵視的態度，不願加入大陸主導的區域經濟合作機制中，未能享受到關稅優惠。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無論是政治或是經濟領域，台灣的邊緣化都與大陸有著密切的關聯。也因此，要想解開台灣邊緣化的結，必須打開與大陸全方位合作的大門。因為從政治上說，台灣在國際社會的地位已經定型。要改變邊緣化的處境，除了兩岸合作，共議統一、共享偉大祖國的榮耀之外，沒有第二條路可走；而經濟上也唯有與大陸攜手合作一途。全球競爭力大師波特給台灣開出的藥方是：應透過與大陸合作，共同形成產業聚落，壯大國際競爭力。而事實上，大陸的龐大市場及區域整合力，是台灣無法迴避的。這本是台灣最大的優勢和機遇所在，台灣必須使自己融入中華經濟圈的主流之中，才是發展的正道。
對台灣邊緣化的把脈和藥方都已開出，未來要如何治理，端視台灣當局的決斷力和民衆的選擇！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8年4月號，總第244期，總編思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