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參與鄉建鄉創的台灣隊伍，長期深入鄉村，參考台灣的鄉建理念與經驗，建設成果得到許多居民的認可，甚至成為當地長住的“新村民”，也使村民由此熟悉台灣和台胞。在兩岸建築設計資格證照尚未完全互通采認之下，台灣團隊的成員包括專業建築師、設計師、台師、創業台青等，在實際工作的落地過程必須結合大陸本地規劃設計、工程施工、策劃運營團隊的協助，因而在密切的合作之中同時產生融合發展的效果。
三、台灣經驗對鄉村有效治理的參照與建議
在鄉村振興的五大目標之中，鄉村治理在“美麗鄉村建設1.0”階段所受的關注，相對於產業、生態、文明面向較少；但在“美麗鄉村建設2.0”階段，“治理有效”勢必成為創新改革的主要焦點，也是實現鄉村振興的重要關鍵。新冠疫情期間，大陸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優勢，緊急應變的舉措從國家層面一路貫穿到最基層，充分展現強大的領導力、動員力、組織力和宣傳力，使防疫抗疫取得重大的成功。這次嚴酷的考驗，既顯現基層治理在面對緊急情況的運作速度、強度與韌性，也同時浮現一些需要改善的短板，對於進一步提升鄉村治理的成效，提示了努力的方向。
台灣過去推動“社區總體營造”，包括農村建設、鄉村治理的若干經驗，正可提供大陸參考。以下以“治理有效”的鄉村振興目標為例，探討台灣鄉建經驗對於鄉村振興所具有的參照價值，以及可以探索試行的行動建議。
（一）思路漸進化
公共行政的理論派別，有一種分類是“理性主義”( Rationalism )與“漸進主義”( Incrementalism)兩種基本取向。理性主義主張公共事務要全盤規劃、找出資源配置的最佳方案，執行時以管理學的“頂格管理”為目標，凡事都要做到“事項最全、標準最高、要求最嚴、速度最快”。反之，漸進主義則是認為在資源欠缺、信息不足、人的能力有限之下，衹能做有限理性的暫時規劃，保留隨時動態調整的彈性，猶如“嬰兒學步”一般，容許試錯與“留白”（暫時不做，留著以後再做），在實踐過程中不斷微幅調整修正，控制每次犯錯可容忍的小損失，避免全盤大錯的沉重代價。
當前大陸的鄉村治理模式比較趨於理性主義的取向，固然有全盤統籌、目標明確、資源集中、程序統一的好處，但若鄉村基層的實際資源不足與執行能力欠缺，頂格管理反而容易導致衹能應付了事的形式主義與官僚主義。因此在治理觀念上，建議加入漸進主義的思維，參考台灣地方自治的經驗，在頂層設計的框架之下，容許較多由下而上的創意發揮，賦予鄉村治理較大的彈性與自主性。在一定風險底線之下，減少一刀切的硬性指標，容許部分自訂績效指標（KPI），局部先行先試，真正落實“一村一策、因地制宜”。考核指標中鼓勵探索治理技術、模式、制度的創新與容錯，首先在鄉村治理中示範“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
（二）工具智能化
鄉村通常空間較大、居民分散、天然地形與環境複雜，對於治理信息化、智能化的需求，不亞於城市；“智慧鄉村”的建設，應與“智慧城市”同步。在包括5G、物聯網的新基建中，鄉村也應藉此優化治理工具，並提升人員的信息能力與素養。例如基層公共衛生服務、河長制、公廁所長制等等，若能善用地理信息系統（GIS）就可以節省大量人力與時間、提高精確度。台灣將GIS廣泛應用在管線施工、防災、建築廢棄物管理方面，積纍的經驗與成果可供大陸參考應用。
鄉村治理的信息化目前已有初步成效，應繼續朝向進一步智能化發展，例如每當發佈新的政務，基層機構經常就配置相應的手機App，對於基層人員固然好用，但是數量積纍龐雜之後就成為負擔與障礙，減低了信息化即時反應的效果。因此，如何打通各種政務App之間的介面、整合各種政務數據庫，也是治理智能化的重要課題。而且，若進一步投入各種數據庫的大數據分析，挖掘有效治理的規律與模式，經由智能運算，自動預判、即時警示並及時解決，更能提升鄉村治理的“智慧”水平。
（三）資源社會化
隨著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人民對政府的要求不斷提高，可是鄉村治理固然難免人力與經費有限的現實困難，同時也應避免行政組織自然膨脹的“帕金森定律”（Parkinson's Law），因此應該積極運用社會資源，結合社會治理，降低政府的人力與業務負擔，提高財政資金的成本效益。例如，組建村民團隊，鼓勵實質參與，可以參考台灣某些地方試行的“審議式民主提案”，以一定的預算經費交由村民自主決定使用方式，培養村民自我發現問題的積極性，鍛煉自我解決問題的能力，進而由自覺、自製、自助到自治。
一般鄉村不易引進大型開發商或龍頭企業；即使引進，也可能遭遇公共利益與市場利益之間的調和問題。建議儘量借力社會的志願者團體、公益組織，引進志工資源、尤其是社工的專業，共同參與鄉村治理。此外，當代的社會治理，越來越強調發揮“社會企業”的作用，建議善用“企業社會責任”（CSR）興起的世界潮流，交流台灣的推廣做法，支持鼓勵青年下鄉或返鄉創設“社會企業”，以企業手段解決社會問題，提供創新的公共服務，也創造新型態的就業機會。
（四）智庫體制化
鄉村振興日益受到重視，學者、專家、鄉賢、社會知名人士，紛紛通過各種渠道提供意見與建議，或成立各種研究鄉建的單位、機構與團體，一時蔚為風潮。如何充分導入、有效運用，發揮這些智力資源的效益，將是提高鄉村治理水平的重要課題。建議將“智庫建設”與“鄉村建設”進行有機的結合，建立多層次、跨界別、有系統、運作有效有序的專家智庫平臺，助力鄉村建設。智庫除了被動接受諮詢，更應主動介入鄉村建設的策劃與評估；智庫不僅產出理論性、規範性、預測性的知識成果，也應以鄉村建設項目的實踐、村民的幸福感與獲得感，作為衡量智庫績效的指標。
建議可參考台灣諸如金門、馬祖、澎湖等地的“綜合建設總顧問團隊”、或各地方“縣市”的“景觀總顧問”制度、或跨縣市的“區域發展合作平臺”等等運作經驗，促進產官學研的融合，使專家智庫成為鄉村治理的長期性、經常性的機制，充實鄉村建設的長效性智力資源，進而探索成為鄉村治理的“內嵌環節”，發揮實質、深入、長遠的影響力。
四、鄉村振興與兩岸融合發展的前景可期
大陸雖然一直是農業大國，卻還不是農業強國。整體而言，改革開放40多年以來的中國崛起，鄉村地區發展相對緩慢落後，鄉村的基礎設施、產業發展和農民收入水平等都還有很大提升空間。根據估算，中國即使基本實現城鎮化，仍將有4億左右的人口生活在農村；因此，未來政策勢必繼續向鄉村地區再傾斜，資金、人才、技術等將進一步加速向鄉村地區流動，大陸的鄉村發展將迎來新的機遇期，這也為兩岸合作鄉建鄉創提供了長期的機會與舞臺。
展望未來，在“新基建”鋪墊的產業與就業新革命之中，隨著線上經濟、AI智造、彈性生產、無人駕駛的蓬勃發展，將大幅降低鄉村偏遠不便的先天劣勢。隨著收入提高以及對疫情的記憶，特別具有分散、安靜、安全、安適優勢的鄉居，勢必越來越成為人們對於美好生活的要求。而且，在新發展格局中，鄉村必然也必須成為國內大循環的消費力支柱之一，才能實現共同富裕。因此，在未來的世界、未來的中國，農業將不再是工業的補充，鄉村將不再是城市的附庸或追隨者，“未來鄉村”必將迎來巨大的發展機遇，這是中國的機遇，當然也是兩岸同胞的共同機遇，可以攜手共同為全世界提供“未來鄉村”的中國方案。
習總書記說：“我們要更多關注兩岸青年成長，為他們提供更多機會和舞臺，讓他們多交流多交心，成為共同打拼的好朋友好夥伴。”閩台合作鄉建鄉創的價值與意義，就在於提供了機會和舞臺，使兩岸團隊有共享發展機遇的新機會，使鄉村振興成為台灣人才（經驗）展現價值的新舞台。這個合作共建共創的過程，可以促進兩岸同胞交流交心，共同打拼，成為好朋友好夥伴，進而在兩岸融合發展之中實現心靈契合！
註釋：
①引自人民日報 2022年4月10日報導。http://www.news.cn/politics/2022-04/10/c_1128546211.htm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3年9月號，總第30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