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兩岸終局制度安排最終仍應經由兩岸政府協商談判，始能決定之；目前民進黨政府公開拒絕“九二共識”，顯然民主協商對象勢必排除民進黨參與，但可以納入其內部務實及開明人士；同時因目前仍由民進黨執政，也無法進行政府對政府談判。從民進黨當局所倡議的民主理念來說，“民主協商”充其量衹是兩岸代表性人士的意見表達及共識凝聚過程，“民主協商”在民進黨的政治語境下，恐淪為違背民主政治程序及國民主權原理之機制。換言之，大陸當局倡議兩岸關係發展及“兩制”台灣方案的“民主協商”，應避免陷入政黨化、權貴化及精英化思維，而是“更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理念的體現。
首先，蔡英文總統主張兩岸協商對話應採取政府對政府談判模式，排除持續被邊緣化困境。蔡英文總統在元旦談話中“四個必須”，其中一項是必須政府對政府談判；而在回應習近平講話是直指“凡是涉及兩岸間的政治協商、談判，都必須經過台灣人民的授權與監督，並且經由兩岸的政府，以政府對政府的模式來進行。在這個原則之下，沒有任何人、任何團體，有權力代表台灣人民去進行政治協商”。
這兩段政策論述表明“政府談判”才是主角，同時必須在“人民授權”下體現“主權在民”、“國民主權”精神。所謂“沒有任何人、任何團體”，就是排除“各政黨、各界別”所推薦代表人物。這包括泛藍政治人物及執政縣市首長、白色力量柯文哲市長，“邊緣化”國共論壇、雙城論壇及泛藍城市交流即將發酵的政治效應。
其次，避免兩岸協商對話陷入“政協化”泥沼。大陸當局試圖運用政黨交流、地方城市交流，邊緣化民進黨當局在兩岸關係角色。習近平提出“兩岸同屬一中”的“九二共識”，表達“開啟兩岸協商談判，推進兩岸政黨黨際交流，開闢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道路，實現兩岸領導人歷史性會晤，使兩岸政治互動達到新高度”。蔡英文總統表達從未接受“九二共識”，大陸當局更無法恢復兩岸兩會及政府間談判模式。
在兩岸政黨交流中，國民黨因奉行“九二共識”，而有“連胡會”、“連習會”、“洪習會”、“朱習會”；但民進黨不願接受“九二共識”，“蔡習會”將是遙遙無期；未來“吳習會”能否順利舉辦將具有指標性意義。國民黨雖在堅持“九二共識”立場上與大陸當局一致，但對“九二共識”內涵卻分歧。若“吳習會”得以舉行，這顯示大陸當局在政治立場表達與政治實踐尚容許灰色地帶的“彈性想像空間”，而非是鐵板一塊及一刀切政策思維，如此才不會完全壓縮國民黨在“九二共識”的表述空間。
大陸當局思索以“民主協商”方式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試圖召集“兩岸各政黨、各界推舉共同代表性人士”參與。這一構想的具體實踐，可以是召開“兩岸國是會議”，也可能是設置類似“陸版”的“兩岸和平統一委員會”、“國家統一委員會”初步構想。如同中國共產黨為“執政黨”與八大民主黨派是“參政黨”的“民主協商”模式，形成“政協化”的民主協商機制，積極與台灣社會認同“九二共識”的各政黨、政治團體，共商在民族復興與國家統一目標達成下有關台灣未來發展的“制度性安排”。
最後，大陸政黨體系與西方政黨體系有所不同，西方民主國家必然具有政黨體系及政黨輪流執政特性；但大陸雖具有政黨體系但欠缺政黨間的權力制衡與監督，並無政黨輪替，也不存在執政黨與反對黨的差異性區別。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政黨透過選舉取得執政權，透過立法過程轉換黨政策為國家政策。同時，由於民主化歷程及國民主權堅持，透過公民投票的民主程序形成國民總意志。公民投票可以補正政府失能、政黨失職及立法怠惰，縱使政黨與政府亦無權決定涉及人民對未來選擇權。
在台灣並無任何政黨，為任一大黨的附庸黨。這不同於八大民主黨派，必須遵循“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的運作邏輯。這種政治安排雖美其名是“長期合作、相互監督”，然在民主協商過程中，民主黨派已被政治吸納至政治協商會議而欠缺政治自主性。若探索“兩制”台灣方案完全淪為“政協式”民主協商，這不僅標誌著台灣當局已被徹底邊緣化；同時在“民主協商”過程中的政黨介入、精英主義化的兩岸代表性人物參與，這恐也影響一般民眾的社會觀感及心理認同。
四、爭取“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中的話語權
針對習近平指出“‘一國兩制’的提出，本來就是為了照顧台灣現實情况，維護台灣同胞利益福祉。‘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况，會充分吸收兩岸各界意見和建議，會充分照顧到台灣同胞利益和感情。”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認為，習近平的“告台灣同胞書”，最值得注意的是“一國兩制香港模式”變成探索“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中的“一國”並非“洪水猛獸”，應鼓勵各界創新思考兩岸統合模式。
施明德認為這“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最終應由兩岸當局談判决定之，絕非“各黨派”、“各界別”協商決定即可，但“總統權限”不應禁止兩岸人民討論兩岸事務。至於“一國”的“國”其定義，究竟是聯邦“國”或邦聯“國”、大英國協中的“國”還是美利堅合眾國中的“國”，不要排除創制新模式的“國”。同時也呼籲“獨派”不要一聽到“一國”、“一中”就抓狂，徒顯智淺量狹。
確實“一國”存在討論空間，“一國”若指涉“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內部組成中可以省、直轄市、自治區、特別行政區及“國中之國”，透過兩岸當局協商考慮台灣民眾對中華民國認同可以使用中華民國稱呼。若“一國”並非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國”創新模式可以是“中華聯邦”、“中華邦聯”、“中華國協”等國家聯合模式，存在多元想像空間。事實上，民進黨政治領袖也曾提出“兩岸統合論”，主張“中華聯邦”、“中華邦聯”、“中華國協”，顯見“一國”也並非是完全消滅中華民國。
基本上，“九二共識”是“政治前提”，涉及兩岸關係性質的界定，到底是“兩岸一國”、“兩岸一中”、“一國內部關係”的內政關係、準內政關係，還是準國際關係、國際關係呢？“一國兩制”則是兩岸關係終局狀態安排，涉及政治地位、國際空間、軍事互信、司法終審權、經濟社會制度建構等。習近平提出“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這顯示台灣政治地位不同於香港、澳門殖民地回歸；故台灣方案中的“一國”或“兩制”可以不同於港澳創新實踐模式與內涵。
兩岸協商政治基礎是承認“九二共識”，即兩岸關係性質是“台灣與大陸同屬一中”；大陸當局恢復兩岸協商的條件是回歸“九二共識”，並無要求台灣立即接受“一國兩制”。即使泛藍勢力雖接受“九二共識”，但幾乎全部拒絕“一國兩制”。從“九二共識”的“政治前提”走向“一國兩制”的“終局安排”，需要“寄希望於台灣當局，更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民主討論或民主協商過程，並非一步到位。
五、結論
是故，大陸當局對“九二共識”的態度，在表述上雖趨於強硬立場的“意思表示”；但在實際操作上，卻是極為有“彈性作為”。然國民黨對“九二共識”的表述，恐將遭遇民進黨當局與大陸當局表述的“兩方擠壓”，而遭民、共“雙重邊緣化”，民進黨當局批判國民黨所提“九二共識、一中各表”，此也並不為大陸當局所接受。但此恰恰凸顯國民黨的兩岸路線，在政治光譜上呈現溫和中間路線；既不同於大陸當局將“九二共識”硬化成“一中原則”；也迥異於民進黨當局強硬拒絕“九二共識”，而是呈現相當程度的政治自主性，“一中”是中華民國。從紅藍綠三方政治勢力所主張“九二共識”在政治光譜上區別，國民黨雖受紅綠夾擊而被邊緣化，但此卻凸顯其兩岸主張訴求的中間路線特質。
習近平提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顯示“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其內涵並沒有定案，尚需要民主討論、協商程序。儘管現階段台灣民意無法接受此方案，但如果“一國”也可以有“台灣方案”，那麼“未來一國”的兩岸統合想像空間就非常豐富、而非是單一選擇，這並不違背台灣人民意願及選擇權。這需要兩岸當局放棄成見、建立信任、發揮智慧與激發創意共同謀商，始能成之。台灣當局及各界或可思考如何在“一國”或“兩制”中，取得論述話語權，化被動為主動，如此就會攻守易勢而非一再被主導及陷入邊緣化困境。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9年3月號，總第25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