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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台灣社團領袖澳粵交流團於孫中山紀念館合影 |
中評社╱題：官民分裂的兩岸關係 作者：楊開煌（台灣），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主任兼教授
民進黨“報復執政”的符號明顯
台灣新政府上台之後，兩岸關係完全不是執政者原先信誓旦旦保證的“維持現狀”，而是婦孺皆知的有感倒退；不但是台灣經濟日窘、百業抗議，而且台灣海峽之間，也隱隱透露出暴風雨前詭異的靜寂，令人益發不安。一切問題的根源就在於新的執政黨不願意確認“九二共識”，這一個描述當前兩岸關係的法理事實最含糊的用詞。而且就在此種情境下，蔡政府還任命了田弘茂擔任海基會董事長，大家的看法都傾向於蔡自認為善意已盡，不再作答也不再努力，難怪大陸的學者也只能說“愛怎麼玩，就怎麼玩吧”。
其實“九二共識”可以說是為民進黨執政，有意義地推動兩岸關係的發展所設計的彈性名詞，從表面上看，沒有“一個中國”；從內容上說，還可以自我詮釋。可惜當年正是在蔡的阻止下，民進黨政府踏出錯誤的第一步，以至於兩岸關係徒生許多波折，如今蔡執政當權，自然不可能自打嘴巴地接受“九二共識”。因此，兩岸關係的惡化，也可以說是自食其果了。
當然從蔡政府上台不足半年的角度說，蔡政府完全可以用新手來為自己製造的問題作辯解，至少也可以借由選舉制度的保障，台灣人民只得由他“玩”四年。但是在目前極快速變遷的全球化時代，台灣的被“玩”四年之後，恐怕無法想像會是什麼樣的情境。
從民進黨二度執政的角度來看，在心態上有兩個嚴重的問題，一是報復執政；一是反中執政。前者可以說是民主選舉政治的副產品，從英國到美國無不皆然，例如英國新政府7月剛上任之際，特蕾莎．梅最近在與法國電力集團（EDF）簽署一份經過修訂的協議後，政府最終決定放行欣克利角C核電站專案，批准了中國參與建設的核電站項目。美國在小布希時代有所謂的ABC（Anything But Clinton：意即反一切柯林頓總統的政策），現在的希拉蕊、川普也都反TPP，清算前朝、突顯變化是民主選舉的政治特徵（唯一超越此障礙的是南非的曼德拉總統）,不過這些清算皆以政策為主；台灣的表現更是激進，更加突出，所以民進黨不僅僅是清算政策，而是進一步以轉型正義為名，在政治上對“敵人”進行報復鬥爭。
這一點的表現應該說蔡英文尤勝於阿扁，使得蔡英文執政以來，“報復執政”成為她最明顯的掌權符號。近則鞏固執政的基本盤，遠則可以為執政不利卸責，所以在可預見的未來“報復執政”都將是蔡執政的主軸。後者是蔡政府對外的表現，此一部份除了與前者反國民黨的心態密切相關之外，同時再加上受美、日長期殖民，以及國民黨早期“反共、仇共、醜共”教育的影響，對中國的蔑視、對中共的不信任，具體在“九二共識”的問題上，他們的核心是不願被“一個中國”原則框住，以免失去台灣分離中國追求獨立的合法性。在現實的政治中，他們原先還擔心，一旦承認了“九二共識”，屆時國民黨又拿出當年與北京的私下承諾要求民進黨承認；他們也擔心，一旦認了“九二共識”，北京方面肯定是步步進逼，接著要求承認“一個中國”原則，接受“一國兩制”的統一方案。
如今對國民黨的擔心大概已經過去，但是對中共的擔心則與日俱增。然而了解國際政治的都清楚，鬥爭的情勢和形勢不斷變化，手段和方法一定隨著調整，蔡政府在因應入聯的問題上不就和阿扁不同嗎？對中共而言，“九二共識”的核心，就是也一直都是“一個中國”，以往是以不同的“三段論”內容，如今則是以“九二共識”一詞，但原則核心一直不變，因為這是北京的核心利益，問題在於中共何時又為何作策略調整。其實這個道理並不難，因為中共希望兩岸可以和平統一，希望他們的方案台灣朝野可以接受，所以他才要調整。在此種思惟下，這正是台灣可以用智慧著力之處，至於民進黨期望中國分裂而台灣獨立，李登輝、阿扁當年面對的北京，都曾經不信邪，蔡更不可能有機會。
蔡應該做的是回歸“九二共識”使兩岸更和平，台灣得以發展，捨此別無選項。“九二共識”是否損害台灣利益呢？這就必回顧史實，從學理上了解。
從默契式到功能式的“九二共識”
在當代國際社會中，不論是國家還是政府之間不可避免而必須交往，有交往就有摩擦，不論促進交往或解決摩擦，都有必要協商。說到協商，在國際政治裡，不管是兩個國家還是兩個政權的交往，有兩個東西是比較重要的：一是身份明確，二是契約明確。身份明確意指相互的名分、名稱，例如是否為國家，是否為獨立政府或合法政府，這些是身份的問題，此一問題的重要，在於使大家清楚明白是誰與誰在協商。身份的確定是契約得以確定的前提，也是契約得以履行的保障。契約明確則有二層意義，對國與國而言，就是是否建交，建交就是契約形式強化彼此的身份承認，而且進一步建立彼此關係。就一般事務的層次，契約關係就是雙方協議、條約等。以兩岸關係而言，由長期敵對到啓動交流再密切往來，本身就是一個台海秩序重建的過程，兩岸當局勢必共同努力，制定一系列的規範，以便兩岸關係可以逐步正規化、規範化，這是建立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必由之路。
然而，兩岸之間要達成協議，並不容易，由於歷史的原因，兩岸之間無法明確確定對方的身份和對方與自己的關係，因此，雙方一直無法進行談判，90年代開始，雙方在交流之中，碰上許多問題，協商解決成為當務之急，1991年中華民國在“國家統一綱領”文獻中，確認“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國家在統一前，只以自“互不否認對方為政治實體”的糊模政治語言，來形容在中華民國憲法之下的另一個“合法”的“公法人”。而在實際的運作上，則以公權力委託中介團體的方法，解決實際的身份問題，如果當年中華民國不主張“一個中國”又何必折騰這些。而北京在後來採取了公權力委託中介團體的方法，相對成立“海峽關係協會”，兩岸雙方才可能進入協商、談判的新時代。然而當年中國大陸希望兩岸在協議中，文字化確認是在“一個中國原則”下的協議，以至談判到協議階段破裂，其後則以傳真方式討論“一個中國原則”，1992年年底最終大陸海協會確認了台灣海峽交流基金會的傳真信函，所明確表示的“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海協會作出“對一個中國的內容在經濟性議題暫不討論的承諾”之後，雙方同意以繞過身份確定條件，進行兩岸之間的協商。如果當年中華民國不是對一個中國的內容自有堅持，雙方在協議中文字化確認“一個中國原則”，又怎麼會有異議。
如今回顧這一段史實，可以發現當年兩岸之間，完全沒有損及中華民國的利益。反而可以在主要的政治原則相同的承諾下，即使身份不明確的情況下，同樣可以啓動協商，簽訂協議，治理兩岸的秩序，確實展現了創意的智慧。2000年兩岸將此一創意的智慧，名之為“九二共識”，逐漸地“九二共識”成為一個可以建立兩岸相互溝通、協商，保障兩岸和平，提供台灣發展的政治保護傘。
“九二共識”的奇妙就在於只要雙方有了一定的原則共識，則身份的模糊，並不阻礙雙方的互動，而且也可以商議契約。這種情況應該也只有講關係文化的中國文化可能包容。2008年之後，雙方回到“承認九二共識”的道路，雙方不僅僅協商定約，而且在雙方有了信誓守約的互信之後，“九二共識”就不僅僅開創出兩種可行交流：一種是經濟上的可交流，一種是社會上的可交流。而且嘗試以行動來創造出政治上交流的可能性，於是有了“兩辦”（大陸“國台辦”、台灣“陸委會”）的直接協商。至此我們可以發現兩岸已經將“九二共識”從原來啓動協商的功能，大大的提升為兩岸政治接觸的功能，為兩岸關係構建和平發展的長期穩定關係，奠定了極為重要的基石。
兩岸關係的演變
蔡英文上任後，兩岸關係終於進入了沒有“九二共識”的時期，兩岸關係當然是大幅倒退，呈現出“冷和平、熱鬥爭”的情況。蔡唯一能做的是在內政上加快加大趨“獨”的步代，以平衡在外交上不挑釁、不惹事，從WHA的獲邀到ICAO的等待，都保持低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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