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惠台31 條”突破了過去的“界線跨越”的思維，確立了“界線模糊”的新思維。 |
中評社╱題：對融合發展的再認識 作者：嚴志蘭（福州），中共福建省委黨校福建行政學院閩台研究院教授、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
十九大報告提出“率先同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的機遇”， “惠台31條”是貫徹十九大精神的第一步，是大陸對台融合發展的集中體現，是迄今為止大陸為促進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而推出的最系統、最全面、最具體的政策措施。迄今為止，大陸已有近30個省、直轄市和縣市區的地方政府相繼推出了貫徹中央“惠台31條”的實施細則，學界稱中央與地方的諸多“惠台政策”構成了“涉台公共政策體系”。隨著融合發展在大陸全面貫徹實施、深入推進，融合發展的實踐意義日漸凸顯。
一、對融合發展意義的再認識
1.從和平發展角度看，大陸提出的融合發展是推動兩岸和平發展進程的新思路、新思維；同時，兩岸在社會治理領域形成競合關係，這是深入推進兩岸和平發展的新抓手。
兩岸融合發展的思想，是在深刻總結1979年以來將近四十年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基礎上形成的①，但面對2012年以來，特別是2016年5月以後兩岸關係劇變，大陸對台和平發展政策迫切需要完善、深化和升級。具體來說，融合發展的提出，是希望通過貫徹融合發展的新政策來彌補並解決以前交流發展政策所面臨的“瓶頸”②。比如，2012年以來，雖然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入大交流、大合作、大發展的新歷史階段，但兩岸之間國族認同繼續撕裂；台獨頑固勢力抱持島民心態，難以消除對大陸的各種偏見誤解；台灣人民無感和平發展紅利；大陸民間武統聲漸起等問題影響和阻礙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近年來，大陸推動兩岸融合發展的諸多政策探索與實踐效果得到兩岸人民與學界的普遍認可，被認為是新時代推進兩岸和平發展與和平統一進程的新思路、新思維。
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台灣地區“九合一”地方選舉中，“社會治理”主題浮現出來，開始成為聯結兩岸、影響兩岸關係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下面具體分析“社會治理”主題出現在2018年地方選舉中的邏輯。筆者認為，韓國瑜意外出線勝出，至少推導出兩個啟示：
一是在現代社會的政治生活中，新媒體在政治行銷和政治競爭中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與2014年柯文哲白色力量崛起時使用的新媒體手法稍有不同，在今年的台灣地區地方選舉中，手機成為新媒體的主要載體。事實上，2017年是台灣2G網絡退出市場、4G網絡走向“吃到飽”的關鍵轉折年份。隨著4G網絡普遍覆蓋，4G價格大眾化，手機上網已經成為台灣民眾最常使用的聯網方式。據相關機構調查，截止到2017年9月底，台灣4G移動用戶數量已經超過2169萬人，台灣人平均每天看手機3小時以上。據《2017台灣寬頻網絡使用調查》數據，台灣網民主要上網方式為使用移動電信網絡，占39.1％，是自2003年進行該調查以來首度超越ADSL（含ADSL+WLAN）／VDSL，移動上網已成為台灣人最常使用的連網方式③。
接下來要問的是，台灣民眾上手機都看什麼？據2018年2月台灣“資策會數位服務創新研究所”發佈的《2017年4G行動生活使用行為調查》，台灣民眾2017年第四季較前三年同期變化最大的是使用娛樂性活動，如影音、音樂、遊戲的比例都有了很大提升，其中看影音上升最多，增加了19%④。據社交媒體營銷公司We Are Scoial及其品牌管理服務提供商HootsuiteD的研究，到2017年底，台灣民眾使用影音視頻軟件YouTube的排名已經快速上升到第二位，與第一位的臉書衹差2%⑤。面對YouTube的追趕，臉書也不得不投放大量資源研發視頻影音直播技術。隨著台灣地區兩個重要社交媒體影音化，台灣民眾的社交習慣也隨之發生相應變化。這是“韓流”得以橫空出世的土壤。動員得當，“空軍”變“陸軍”。但究其實質，新媒體衹是一個工具，可以高效聚焦民意，甚至放大民意，取得爆發性效果。
第二，使用新媒體的是什麼人呢？答案是：青年群體。根據台灣網絡數據分析公司創市際公佈的數據，年齡層越低，訂閱YouTube的比例越高⑥。毫無行政資源的韓國瑜藉助開放的社交媒體平台，通過“視覺化”的影音視頻，傳達他的政見，其中主打“北漂青年”，精準鎖定目標群體，更可見新媒體政治營銷的威力。
二是向選民展示、證明社會治理能力，成為贏得選票的重要因素。作為地方性選舉，主打地方政治議題當然是主軸。但在高雄的選舉中，韓國瑜成功地提煉出“北漂青年”這一焦點群體，打出讓“又老又窮”的高雄“貨賣得出去，人進得來，高雄發大財”的口號，贏得了青年們的注意，成功地向主要目標群體營銷了他的政治理念。韓國瑜治理能力的成功展現，同時離不開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和影響。尤其是近年來，大陸在社會治理方面的進步對台灣產生強大的對比度和磁吸力。島內列車連續出軌、經濟發展和就業比率持續低迷，相比之下，大陸在公共交通與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巨大進步，讓大陸的社會治理優勢得到凸顯。尤其是大陸“惠台31條”，向台灣同胞，尤其是台灣青年全面開放大陸發展機遇，與台灣同胞共享發展果實。作為綠營大本營的高雄，開始有感高雄的地方治理和發展與兩岸關係並不是沒有關係。韓國瑜在競選政治營銷中提出的高雄脫困方案，也隱含著將高雄的發展與大陸聯繫起來的潛台詞。由此，兩岸在社會治理領域的競合關係就這樣在韓國瑜的高雄競選過程中出現了。
2.從和平統一角度看，大陸提出的融合發展貫穿和平發展與和平統一過程始終，實質是大陸單方面啟動和平統一實際行動。
十八大以來，大陸推行和平發展、和平統一、融合發展的對我方針政策思路日漸清晰。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政策主張，顯示大陸對經由和平發展走向和平統一的路徑和進程已經有深刻的趨勢認知、清晰的政策設計。融合發展就是大陸率先提出的推進和平發展新思維、新思路，拓展是實現和平統一的現實路徑，提供了踐行和平統一的有效方式。因此，融合發展是大陸率先提出、單方面啟動的一項推動兩岸和平發展的政策創新。
為何是單向融合發展？這是由當前階段兩岸關係發展的現實性與緊迫性決定的。首先，兩岸在土地面積、經濟總量、人口與社會規模、經濟社會發展複雜性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異。其次，台灣的大陸政策受政黨輪替執政影響而不穩定，大陸的對台政策具有連續性和穩定性。尤其是2016年傾向台獨的民進黨再度上台，台當局不斷限縮兩岸交流交往空間，造成大陸地區的企業和民眾來往於台灣地區，相對於台灣地區的企業和民眾來往於大陸地區更為不便。再次，台灣民眾對祖國的文化民族認同持續撕裂，遏獨促統工作的緊迫性凸顯。2016年5月民進黨執政台灣以來，台灣當局不僅拒絕接受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而且以柔性、漸進的方式推進所謂“國家正常化”，兩岸關係已經在多個領域呈現對抗發展：一是兩岸民意對抗（“天然統”與“天然獨”的對抗）；二是兩岸政黨對抗（共產黨與民進黨的對抗）；三是兩岸路線對抗（統一與獨立的對抗）；四是兩岸政策對抗（融合與分離的對抗）；五是兩岸國際對抗（爭奪國際空間的對抗）；六是兩岸軍事對抗（兩岸在台灣海峽進行軍事演習）。顯然，當前兩岸關係的對抗性發展，必將構成兩岸融合發展的一個重大挑戰與困境，阻礙兩岸整體層面的雙向融合發展。⑦在此背景下，大陸單方面率先行動，推動台灣地區的經濟和社會單向融入到大陸的經濟和社會之中，體現大陸為推進和平統一而應有的責任感和自信心。當然，兩岸融合發展在當前雖然具有單向性，但並不是單維度概念，而是動態的、漸進式的、多維度的、互動的，內容十分豐富，包括經濟整合、文化接納、行為適應和身份認同等⑧。
“惠台31條”推出後，其實踐意義更加深遠。學者指出，“惠台31條”突破了過去的“界線跨越”的思維，確立了“界線模糊”的新思維，將“同等待遇”原則同時用於大陸台胞和島內台胞⑨。這裡“同等待遇”主要是指身份認定、就學就業資格、生活福利、醫療、社會保障、人員往來制度等,“如果用一句話來形容‘同等待遇’,就是台胞來大陸,就如同大陸居民從北京到上海一樣方便,衣食住行各方面都要同等”⑩。大陸對台融合發展思維的多元維度中，除了經貿交流與融合得到持續推動，還增加了促進台胞在大陸生活便利與融合的諸多具體措施，這些措施大多集中在社會領域，涉及到求職就業、租房購房、就醫就學、辦理信用卡、公共文化、交通與旅遊服務、駕照更換、社區參與等內容。其中，涉及到台胞社區融合的政策內容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見表1），一是向台胞提供城市社區公共服務或開放社區就業崗位；二是向台胞提供定居大陸社區便利條件；三是向台胞提供參與“鄉村振興”項目建設機會。惠台政策保障了台胞融入社區的五項權力：即城市社區（管理、活動）參與權、社區公共服務享受權、（公租房）社區居住權、（提供住房公積金）商品房購買權和鄉村建設參與權。中央和地方這些惠台政策措施的出台，展現了大陸各地接納包容台胞，謀求“共享發展”取得的進展和成績，同時也表明了大陸中央和地方上下一致，尋求兩岸“心靈契合”，推動“和平發展”的誠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