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國地緣戰略環境尤其是海上方向更加複雜 |
中評社╱題：當前外部環境對推進國家統一的影響分析 作者：楊勝雲（北京），本刊特約撰述
台灣問題的產生與存在深受國際因素影響，特別與美國的介入息息相關。中國“由大向強”新的歷史方位，國際大環境和區域小環境加劇變動，對台灣問題的輻射波及效應相應增強，對推進統一進程形成了新的機遇和挑戰，短期內挑戰大於機遇。
一、西方一些國家對“中國崛起”的焦慮和不滿上升，不同程度干擾和阻撓中國推動實現民族復興和國家統一大業
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大國和新興市場國家力量顯著上升，對西方在國際格局中的地位形成重大衝擊。西方世界特別是守成大國，不希望新興大國打破舊的平衡，影響其既得利益。作為世界頭號強國的美國尤其焦慮，特朗普核心智囊普遍認為，中國有能力、有意願挑戰美國，中共十九大確定的民族復興目標就是“意在取代美國霸權地位”。特朗普前高級顧問班農呼籲美國及其盟友“必須團結起來遏制中國崛起”；美參聯會主席鄧福德認為，到2025年中國將對美國構成最大威脅，遏制中國崛起是特朗普政府面臨的主要任務；美國務卿蓬佩奧公開聲稱，在未來一段很長的時間裡，中國將是美國面臨的最大的國家安全挑戰。經過大範圍的對華政策辯論，美政府已經大幅調整“接觸+遏制”對華政策，拒絕接受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在戰略上視中國為競爭對手和“修正主義”國家，發動對華貿易摩擦事實上拉開了中美兩國關係轉型的序幕。
在雙方博弈升級、經貿合作“壓艙石”鬆動的情況下，中美之間在政治和安全領域的諸多結構性矛盾正在凸顯，碰撞的頻度烈度不可避免加快加劇。美國加強打“台灣牌”既是“交易”的策略，也是企圖消除中國“競爭威脅”的必然選擇。新時代的中國推動統一進程更強調主動作為、主動塑造，但受美全方位、持續“極限壓迫”的影響，也存在一些不確定性：
一是中國發展面臨多年來少有的複雜嚴峻形勢，經濟出現新的下行壓力，不利於纍積解決台灣問題的綜合實力，也可能影響推動統一進程的整體節奏。
5月10日，美國再次出爾反爾，對20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加徵的關稅從10%升至25%，這表明美國對華“極限壓迫”策略是持續堅定的。中方堅決反對美方加徵關稅，也做好了應對各種情況的準備，美國的做法不可能迫使中國在重大原則上做出讓步，也根本擋不住中國發展的腳步。但必須看到，美發動的中美經貿摩擦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已造成不小的負面影響。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即指出，“中美經貿摩擦給一些企業生產經營、市場預期帶來不利影響”，“外部輸入性風險上升”。值得關注的是，美國不僅繼續利用中西方價值觀差異對我內外政策施加約束和干預，還試圖將《美墨加貿易協定》中的排他性“毒丸”條款加以推廣，建構“徹底遮罩對手”的新的國際貿易體系，致中國面臨二次入世風險的境地。當前和今後一段時間，中國須騰出相當大的精力來抵禦外部壓力的重大風險，化解經濟轉型陣痛凸顯的嚴峻挑戰，而其成效也將影響到解決台灣問題的整體安排和推進節奏。
二是中國大陸如處於發展逆境，對爭取台灣民心不利。大陸發展壯大以及兩岸利益連接更加緊密對於爭取台灣民心業已產生一定正面效果。但台灣社會具有很強的逐利性、反復性和騎牆性，在台當局把持“教育權”、“台灣國家化”認識已經普及性和生活化的情況下，島內各階層對大陸尤其是社會制度普遍成見較深。假若大陸陷入發展困境或者拿不出更多兩岸關係紅利，容易助長台灣社會“和平分裂”的幻想，還可能滋生“無利可圖”的怨氣。
三是中美關係緊張惡化對島內台獨勢力有反向刺激作用。島內社會有著強烈的“倚美圖存”心態，台獨勢力的“台獨夢”也建構在“大陸崩潰論”、“美國終結論”的基礎之上。美中關係越差，台當局就越更可能甘願或被脅迫作為“棋子”參與對大陸的反制，從而可能促發島內台獨分裂勢力的冒險。
值得關注的還有日本和歐盟。日本長期在對華政策上“兩面下注”，骨子裡不希望中國強大和兩岸統一，“台灣地位未定論”在日本政界有很大市場。台灣社會存在嚴重的媚日情結，既有歷史方面的原因，也與日本對台獨勢力的支持和對台灣的精心經營有關。自2005年美日將台海地區列為兩國“共同戰略目標”以來，日本在預案上一直將台海作為軍事支持“盟友”的假想地區。日本在解禁集體自衛權以及通過新安保法案之後，事實上在武裝干涉台灣問題上已經做好了法律上的準備。歐洲國家對中國的發展早前超脫一些，但隨著中國影響力向歐洲及其傳統勢力範圍“拓展”，防範和敵意上升，在台灣問題上也跟著美國玩平衡策略，雖表態承認“一個中國”，但宣稱在台海堅持“和平原則”，反對使用武力。
還要看到，美國正在以推行“印太戰略”為平台，著力構建一個圍堵中國的排他性區域安全集團。美企圖立足於現有美台“準軍事同盟”、美日軍事同盟、美日台情報交流機制等，催生美日“協防台灣”安全體系。去年以來，美前防長卡特、北約盟軍司令史塔福、前太平洋司令布雷爾等先後表示台灣是美國“印太戰略”的成員，鼓吹應將台日關係、美台關係納入“區域集體安全的一環”，澳大利亞前防長保羅·迪布甚至鼓吹中國若對台動武，應跟隨美“對中國宣戰”，顯示西方戰略界支持“聯手軍事介入”台灣問題的勢力趨於活躍。今年4月上旬和6月中旬，法國和加拿大軍艦分別穿越了台灣海峽，傳遞出配合“盟主”執行“自由航行計畫”的信息。
二、中國地緣戰略環境尤其是海上方向更加複雜，存在多重不穩定因素，對中國對台戰略運籌形成更大牽制
隨著世界地緣政治棋局發生重大變化，亞太地區成為大國戰略競爭和博弈的焦點，東亞地區也成為矛盾爭端激化的熱點，中國周邊安全環境面臨嚴峻的現實和潛在挑戰。一是美國加大對西太地區的戰略投入和軍事部署，在地緣上強化對中國的擠壓和威懾。二是美國退出TPP協定之後，區域主導權爭奪更加複雜尖銳，美“印太戰略”構想不利於亞太經濟一體化和區域合作，對“一帶一路”倡議也形成了掣肘。三是周邊不穩定因素較多，這兩年，中國東北、西南和南海方向安全問題都有所凸顯，甚至出現了與鄰國軍事力量直接對峙的局面。四是中國的外向型發展對周邊國家產生較大的心理衝擊，牽扯出一系列現實糾紛和歷史問題。
尤要注意的是，南海問題正成為美國拼湊“印太戰略”的棋眼和對華博弈的抓手。美國的“自由航行計畫”已實現常態化機制化，並將已經劃定領海基線的西沙群島、中方實際控制的南海島礁作為巡航的重點海域。以維護所謂的“自由與開放的海上規則”為藉口，積極拉攏日本、英國、法國、澳大利亞、印度等國介入南海事務。從長遠看，美國控制南海的“全球性戰略通道”和中國維護領土主權的核心利益上存在結構性矛盾，兩國在南海的政治軍事較量將長期存在，若中美關係不斷走低，兩國在南海發生武裝衝突的風險就會逐步走高。
整體看，中國周邊安全形勢雖較前兩年有所改善，但家門口生亂生戰的可能性始終存在。面對多方向的安全壓力，中國塑造台海戰略態勢和反制台獨分裂勢力也將受到牽制影響。而在與周邊大國博弈加劇背景下，衹要一個方向出現安全危機，有關大國利用“台灣牌”來干擾和制約中國的動作將更多。
三、美國戰略上進一步加大支持台獨和“阻統”的力度，台海安全的不確定性增大
中美建交40年以來，美國雖堅持“一個中國”政策，但致力於維持“和而不統、分而不獨”的台海現狀。從卡特一直到奧巴馬執政，美國的台海政策大體維持這個框架，“連續性大於變化”。但特朗普上台後，這個框架有鬆動之勢。當前，美國的台海政策舉措有以下特點和趨向：
一是掏空和虛化“一個中國”政策。經過反復試探和考慮，特朗普雖表示堅持“一中”政策，但事實上偏離中美三個公報的涵義越來越遠，美方更加強調自己對“一中”政策的定義和解釋。在出台“與台灣關係法”近40年後，去年陸續推出“台灣旅行法”和“亞洲再保證倡議法案”。前者為美台各層級官員互訪大開方便之門，後者首度將嚴重違背“一個中國”原則的“六項保證”納入對台承諾法律體系。美國在處理台灣問題上長時期奉行“三公報一法”（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和“與台灣關係法”）事實上已變為“三公報二法加六項保證”。其基本態度是：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法理上代表中國，也不認可台灣擁有“國家地位”，但在“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上採取“認知”而不是“承認”的說法，在發展與台灣的關係上“由自己說了算”，甚至認為“美台軍艦互泊，符合美國一中政策的定義”。
二是有意將對台“安全承諾”清晰化。密集地通過立法的形式來為美台軍事關係提供制度化保障,包括“美台軍方高層互訪”、“美台軍艦互訪”、“對台軍售常態化”、“邀請台參與美紅旗軍演”等敏感條款。自2018年7月至2019年5月，7次派軍艦穿越台灣海峽，給島內傳遞美國“保護台灣安全”的信號。5月7日，美眾議院還通過“2019年台灣保證法”與“重新確認美國對台及對執行台灣關係法承諾”決議案，重提要求美國對台軍售常態化、重啟“美台貿易協定”會談等內容。
三是支持台灣提升“不對稱”戰力。特朗普政府的對台軍售具有“週期短、形式多、進攻性武器為主”等新特點。2017年6月29日，特朗普批准金額為14.2億美元的對台軍售案，就包括“哈姆”反輻射導彈、AGM-154“聯合防區外武器”等先進的進攻性武器。今年年初，白宮已經初步決定批准台灣購買60架F-16V戰鬥機，這將是美國自1992年以來首次向台灣出售F-16系列戰機。美國務院還為美國軍工企業簽發了“行銷核准證”,允許其以商業銷售模式為台灣潛艇製造提供相關敏感技術，這就意味著美國對台軍售由“官方銷售主導”的模式逐漸向“官方銷售與商業銷售並舉”的模式轉變。美國還通過推動美台“防務產業”合作機制化、改善對台軍售的可預測性、聯合演訓實務化等，以此提升台灣的“不對稱”戰力。5月初美眾議院通過的相關法案還公然表示，“台灣是美國自由開放印太戰略的重要部分，因此對台軍售應該要成為常態，尤其應協助台灣發展及整合不對稱戰力”。
四是支持台灣維持和拓展“國際空間”。台當局“邦交國”陣營日益縮小，參與國際活動受到較大限制，美“挺台”雖作用有限，但態度趨於強硬。去年9月份中美洲國家薩爾瓦多與中國建交後，美以召回三國使節相威脅，美4名重量級參議員還發起通過一項旨在阻止台灣“邦交國”拋棄台灣與我建交的法案。去年以來，美國派出了黃之瀚、米德偉等副助理國務卿級別的官員訪台，用以踐行所謂“台灣旅行法”。5月上旬美眾議院的國會意見還聲稱：“美國政策為支持台灣有意義參與聯合國、世界衛生大會、國際民航組織及其他適當的國際組織，並支持台灣以會員身份參與聯合國糧農組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及其他非以國家為必要參與條件的國際組織。”
四、中國維護領土和主權完整的外部條件持續積纍且基礎牢固，美國無法撼動“一個中國”框架
台灣問題的外部環境更加複雜尖銳，美國插手台灣問題的程度趨深，但也要看到，隨著中國綜合實力和國際影響力的提升，涉台外部環境的變化也蘊含諸多有利條件，且對外部勢力的介入形成強有力的制約，主要有：
一是國際上“一個中國”框架更加穩固。“一個中國”是國際社會普遍的“政治共識”，台多個“邦交國”接連與我建交，台灣當局所謂的“國際活動空間”越走越窄，其在區域經濟合作中越來越邊緣化，“新南向政策”也面臨難以為繼的窘境。“堅持一個中國”和“與台灣斷交”，是有關各國基於自身重要利益作出的政策選擇，即便美國從中作梗也無法撼動。在去年9月舉行的中非合作高峰論壇上，53個非洲國家力挺中國統一大業，形成罕見聲勢。今年5月20日在日內瓦舉行的第72屆世界衛生大會繼續將台灣拒之門外。
二是周邊國家對中國的借重和依賴不斷增加。經過這些年戰略運籌和經營，我國在周邊的影響不斷增強，安全環境局部有所改善。“一帶一路”倡議與周邊國家的政策和發展戰略對接合作穩步推進，正面效應逐步顯現。“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和亞洲文明對話大會的舉行，為各國和世界經濟增長、文明交流互鑒開闢了更多空間，也為緩和我周邊安全環境創造了更為有利條件。
三是中國維護主權利益的做法在台灣問題上形成了有利示範。中國在釣魚島海域實現常態化巡航，南海島礁建設和南海問題對話協商機制齊頭並進。對於美國在南海的“自由巡航計畫”，敢於較真碰硬，針鋒相對。在洞朗對峙事件中，運用外交和軍事手段迫使印方撤回越界人員。對美、法等外部勢力在台海刷“存在感”給予嚴重警告和強力反制，讓其明顯感知到了我維護主權利益的決心和能力。
四是《反分裂國家法》與中國在近海地區的軍事優勢給外部勢力插手台灣問題劃下了紅線。美表面上強化了對台當局的支持，但並非就敢在台灣問題上肆意妄為，大陸依據《反分裂國家法》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決心能力，始終是台當局謀求台獨和美國鋌而走險的最大制約。中國領導人宣告“我們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針對的是外部勢力干涉和極少數‘台獨’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動”，充分展現了反制外部勢力干涉的強大意志。
台灣問題是中國人自己的事，理應由中國人自己來決定，決不容許任何外來勢力插手干涉。美國是干擾中國統一的最大外部因素，且力度持續強化並屢觸紅線，中國應以“鬥而敢破”的氣概，綜合運用各種手段，有力回應美國的挑釁，破除美拿“一中”政策做交易的幻想，以及利用台灣問題作為籌碼遏制牽制中國的政治盤算。另一方面，要通過共建“一帶一路”、加強文明對話等途徑，夯實共同利基，增強國際社會對中國和平統一事業的理解支持，為徹底解決台灣問題塑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環境。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9年7月號，總第25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