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存在之理”
依牟宗三的看法，在《孟子》以及《中庸》、《易傳》中，先秦儒家所談的道體、性體是屬於前者，是“即存有即活動”的動態的“存在之理”；伊川與朱子所說的道體、性體則是屬於後者，是“衹存在而不活動”的靜態的“存在之理”。換句話說，伊川與朱子提出了與傳統不同的新見解。於是，牟宗三將伊川到朱子之系統，從“正宗儒家”、“宋明儒家之大宗”中排除，並視之為是正統儒家思想的歧出。
牟宗三認為：這兩者的差別，在於他們究竟是透過何種“工夫論”來掌握“存在之理”的。《孟子》、《中庸》、《易傳》的傳統儒家，採用“反身”的方法，追溯自己的本性（理），而來體證作為本體的“存在之理”。牟宗三稱之為“逆覺之路”。相對的，伊川、朱子卻是根據《大學》，採用“格物窮理”的方法，認為心外的萬事萬物各具有“理”，必須一件一件地認知各個外在事物之“理”，最後才能獲得惟一、超越而絕對的“存在之理”，以貫串個別之理。這樣的方法，牟先生稱作為“順取之路”。
太極作為“存在之理”的性體或道體，本來具有創造道德或創生萬物之作用，它必須透過“逆覺體證”才能完全掌握。然而伊川、朱子卻採取“格物窮理”的認知方式，要求最後的“豁然貫通”，將“知識問題”與“道德問題”混雜，便得“即存有即活動”的動態的“存在之理”。
3、牟宗三的偏誤
藉由“順取之路”雖然能夠建構出“橫攝系統”的客觀知識，但是卻背離了儒家正統的“逆覺體證”，跟王陽明“心學”的“縱貫系統”並不相同。所以他認為宋明理學中陸王一系是儒家的正統，程朱一系衹能說是“別子為宗”。
在《宋明理學的問題與發展》一書中，牟宗三（2003）以“西哲化中哲”的方式，從各種不同的面向，討論“實現之理與形成之性的區別”（頁107-118），最後他說：
以上所說，暫綜結如下：宋儒所講道德性的天理、實理，當通到寂感真幾時，我們即名曰宇宙“實現之理”；而凡順定義一路所講的理，不管對這理是如何講法，是唯名論的，還是唯實論的，是經驗的、描述的，還是先天的、預定的，我們總名之曰邏輯的“形構之理”。（頁114）
“實現之理”（principle of actualization）又名“存在之理”（principle of existence），它跟“形構之理”（principle of formation）之間的區分，對於瞭解中、西文明的差異，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必須在此細加析論。本書將中、西文化視為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系統”，中國的文化系統源自於《易》經，西方文化系統源自於《聖經》和希臘神話，這兩種文化系統各有其“存在之理”與“形構之理”。牟氏說：宋明理學是一種“存在之理”，這是正確的。然而，中國傳統文化並非沒有“形構之理”。
“中西會通四聖諦”書系的第一部《超越與實在：牟宗三的科學觀》很清楚地指出：道家解釋《易》經，早已發展出一種李約瑟所謂“有機論”的科學（organic science），跟西方文化中發展出來的“機械論”科學（mechanic science）並不相同。乍看之下，這似乎是個不相干的議題，然而，牟宗三在他的大論述中沒有正視中、西文化系統的根本差異，結果卻可能使港台新儒家蒙受無法繼續擴展之“苦”。
4、劉述先說“理”
另外一位“第三代現代新儒家”學者劉述先（1934-2016）在《朱子哲學的發展與完成》一書中，從思想史的角度，回顧朱熹一生治學的歷程（劉述先，1982）。該書指出：朱子求學，從“未發工夫”入手，在“中和萬說”階段，經“己丑之悟”有了新的體會，而作“中和新說”。朱子先完成〈已發未發說〉一文，再修改成一篇精要的〈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朱子說：
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為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即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當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性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性情之徳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己覺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荘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即物推明，亦必以是為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黙識。故程子之答蘇季明，反復論辯，極於詳審，而卒之不過以敬為言。又曰：“敬而無失，即所以中。”又曰：“人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為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為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卻平日涵養一段工夫……(文集卷六十四)
這篇文章可以說是朱子的嘔心瀝血之作。然而，朱子一生治學所要彰顯的儒家精神究竟是什麼？它對現代華人又有什麼意義？劉述先受到西方哲學家田立克（Paul Tillich）的影響，認為人必然會有某種終極的關懷（ultimate concern），他因此而對宋儒所提的“理一分殊”重新作出“創造性的詮釋”。在他看來，超越的“理一”，是貫通古今中外的，但它的表現則依不同時空條件下的具體情況而有所不同，不能抹煞“分殊”層面的差異。譬如先秦的孔孟、宋明的程朱陸王、以及當代新儒家，他們思想學說的建構與語言文字的表達方式均不相同，但都歸本於仁義，並注重對生生不已的天道和悲憫惻隱之仁心的體證。
5、中西文化中的“理”
因此，在處理傳統與現代以及“中西會通”的問題上，他藉助《莊子·齊物論》上的說法“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將超越的“理一”和現實的“分殊”視為“兩行”，認為“兩行之理”是儒、釋、道的共法。西方哲學在“解除神話”（demythologization）之後，應當也可以用“理一分殊”來加以理解，這樣就可以結合傳統與現代，解決中西會通的問題（姚才剛，2014）。
這個觀點跟本書的立場並不相同。在我看來，儒、釋、道“一行”談的是“存在之理”；科學哲學演化系譜的另外“一行”則是在析論“形構之理”，兩者固然都可以用“理一分殊”來加以理解，作為其“終極關懷”的“理”並不相同。這“兩行”分別代表中、西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傳統，今天我們要談“中西會通”，必須弄清楚這兩個“文化系統”的形貌特色，不可將兩種混為一談。
五、結論：中西會通四聖諦
1992年2月，在夏威夷“東西文化中心”舉辦的“文化反思研討會”上，余英時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為〈中國知識分子邊緣化〉。在論及“知識分子與文化邊緣化”時，他說：
十八世紀歐洲的啟蒙是一種“內明”，他上承文藝復興對於古典的推陳出新和宗教改革對於基督教的改造，再加上十六、七世紀的科學革命。中國“五四”後其所歌頌的“啟蒙”則是向西方去“借光”。這好像柏拉圖在《共和國》中關於“洞穴”的設譬：洞中的人一直在黑暗中，從來看不清本相。現在其中有一位哲學家走出了洞外，在光天化日之下看清了一切事務的本來面貌。他仍然回到洞中，但卻永遠沒有辦法把他所見的真實告訴洞中的人，使他們可以理解。哲學家為了改變洞中人的黑暗狀態，這時衹有叫這些愚昧的人完全信仰他，跟著他指示的道路走。中國知識分子接觸西方文化的時間極為短促，而且是以急迫的功力心理去“向西方尋找真理”的，所以根本沒有進入西方文化的中心。這一百年來，中國知識份子一方面自動撤退到中國文化的邊緣，另一方面又始終徘徊在西方文化的邊緣，好像大海上迷失了一葉孤舟，兩邊都靠不上岸。
中國知識分子該如何破解這“雙重邊緣化”的困境呢？。從2019年春節過後新冠疫情的閉關期間，我回顧過去將近半世紀推動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心得，撰寫“中西會通四聖諦”的一系列著作，希望有助於大家思考這個問題。
這個書系的第一本書，題為《超越與實在：牟宗三的科學觀》，該書前半部的析論指出：牟宗三為了完成自己的哲學思想體系，刻意對康德知識論中的核心概念作出有系統的扭曲。這種“系統性的偏誤”很可能使本土社會科學研究者無法理解科學哲學的演化系譜；並使港台新儒家的發展承受難以為繼之“苦”。後半部則“對症下藥”，介紹科學哲學的演化系譜。
這本《牟宗三的科學觀》是“中西會通四聖諦：苦、集、滅、道”書系的第一部。第二部《科學哲學的演化系譜》將重新組織並改寫第四版的《社會科學的理路》，每一章後面添加一節“文化反思”，說明該章在社會科學本土化中的應用。這是“集”，希望能夠彙集西方科學哲學之精華，為華人學術社群所用。
2021年8月1日，最早提出中國知識分子“雙重邊緣化”的史學泰斗余英時在睡夢中辭世。他逝世之後，海內外一片哀悼之聲，大陸學術界稱他是“中國學術第一人”，跟他有“亦師亦友”關係的龔忠武，卻公開發表文章，批評他是“買辦學人”。我原本是余院士的“粉絲”，收藏了他的許多著作，當時覺得奇怪，一個真正的史學泰斗，身後怎麼會有如此兩極化的評價？因此回頭仔細看他的著作，才發現余氏其實是本文所謂的“現代化派”，著作中潛藏的問題確實十分嚴重，所以陸續在香港《亞洲週刊》和《中國評論》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評他的研究取向，將來準備出一本書，題為《余英時的歷史與思想》，作為本書系第三部之一。希望華人學術界中“自我殖民”的陰魂能夠因此現身，而得以“滅”渡之。
第四部包含兩本書，一本是《玄奘與榮格：自性的探索》，另一本是《宋明理學的科學詮釋》。這是我以科學哲學作為基礎，依照我所發展的知識論策略，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Hwang,2019)，希望回應費孝通反思“五四意識形態”後所提出的“大哉問”，以便走出本土社會科學之“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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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牟宗三（1988）：《歷史哲學》。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6）余英時（1975）：〈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論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與滙流〉。《歷史與思想》，頁1-46。
（7）姚才剛（2014）：〈“理一分殊”與傳統思想的現代轉化－劉述先先生對傳統與現代問題的哲學省思〉。《鵝湖月刊》。第469期，頁4 - 10。
（8）林毓生（1983）：〈五四時代的激烈反傳統思想與中國自由主義的前途〉。《思想與人物》，頁139-196。台北：聯經出版。
（9）周飛舟（2017）：〈“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覺”：費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轉向〉。《社會》，37(4)，143-187。
（10）黃光國（2018）：《內聖與外王：儒家思想的完成與開展》。台北：心理出版社。
（11）費孝通（1948）：《鄉土中國》，上海：觀察社。
（12）劉述先（1982）：《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13）Hwang, K. K. (2019). Enhancing cultural awareness by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e-inclusive theorie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39(2), 67.
（14）Kwok, D. W. Y.（郭穎頤）（1965/1987）.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1950. New Haven, Conn. : Yale University Press.雷頤（譯）：《中國現代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1900-1950）》。江蘇：人民出版社。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2年5月號，總第29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