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孝通早年到英國留學時，受教於著名的波蘭裔人類學家馬林諾斯基（B. Malinowski, 1884-1942）。馬氏是功能學派的大師，要求學生進入田野從事民族誌（ethnography）研究工作時，必須採取實證主義“主/客對立”的態度，考慮社會及文化建構具有滿足個人的基本需求的那些功能，不必探討文化理念的實質意義。
這種觀點跟另一位人類學家Redcliffe-Brown所主張的“結構功能主義”（structural functionalism）正好相反。後者強調：必須考量社會建制跟整體社會運作之間的關係。馬林諾斯基的研究策略或許可以用來研究原始社會，但要用它來研究底蘊深厚的華人文化，就顯得有所不足。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費氏曾經被打入牛棚，不能繼續從事學術研究工作。1979年中共採取“改革開放”政策，費氏受到重用，一度出任政協副主席，在大陸致力於發展經濟的時代，他宣稱自己所做的學術工作是“志在富民”，晚年則一再強調中國社會學者必須要有“文化自覺”。
他逝世之後，周飛舟（2017:147）寫的一篇文章，很清楚地指出他晚年思想的轉向。1984年，費孝通寫過一篇〈武夷曲〉，稱自己對理學和朱子“自幼即沒有好感”。在1989年的另一篇散文〈秦淮風味小吃〉中，費孝通還語帶諷刺地說：
試想程朱理學極盛時代，那種道貌岸然的儒巾怎能咫尺之間就毫不躊躇跨入金粉天地？……時過境遷，最高學府成了百貨商場。言義不言利的儒家傳統，在這裡受到了歷史的嘲笑。……我倒很願意當前的知識分子有機會的都去看一看，這個曾一度封鎖我們民族的知識牢獄。（費孝通，1989：p271-274）
1989年是在“改革開放”之後十年。在那個時代，費孝通還保有本書第一章所說的“五四意識形態”，認為“言義不言利”的“儒家傳統”是“曾一度封鎖我們民族的知識牢獄”，也因此為傳統書院改成“百貨商場”喝采叫好。可是，到了2003年，他對儒家文化傳統的態度，卻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