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孔恩的理論，常態科學時期，科學家的主要活動是在一套固定的科學標準下，將心力集中在特定的範圍，精鍊典範，加速科學的進步。科學研究中的解謎活動，其答案經常是在預期之中的；解答常態問題，通常祇是用一種新的方法達到預期的目標。這樣的工作必須超越各種觀念上的、研究方法上的或研究工具上的障礙。在內容上和在時間上，常態科學都佔據了科學活動很大的部分。這時候，科學家的主要研究動機在於他相信：祇要我夠高明，就必定有解答。
在1970年代，余英時既然已經下定決心，要留在哈佛並“打入美國學術界主流”，於是回到柯靈烏的歷史哲學，集中全力，用他“先驗的想像”，建構出他的核心理論“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這時候，有沒有人覺察到他這種“歷史的建構”方式有問題呢？有的。這個人就是和他有“亦師亦友”關係的龔忠武。
三、“哈佛幫”的危機與中國學
龔忠武《在哈佛的激情歲月》一文指出：
1968年接連不斷的越戰災難使許多美國大學生深深感到，整個天都要塌下來了：過去他們深信不疑的美國基本價值、教育體制和運作機制、政學關係、建立在言論自由價值上的大眾傳媒，現在都面臨信任危機，都需要徹底從新審視。一時之間，美國人引以為傲的文化突然變得一無是處，都出了問題！
他們的基本理念是美國介入越南的戰爭，是一場違反正義的侵略戰爭，根本不值得美國人民支持，不值得美國人花錢，讓美國青年去送命！他們基於學者的良心，一定要堅決反戰。他們從理論上分析：導致美國陷入越戰泥沼的原因，是美國狹隘的國家利益，是美蘇兩極僵硬的反共反華冷戰思維，是敵視共產中國和在東南亞圍堵中國共產主義的多米諾骨牌理論。費正清一手建立的中國學，就是圍堵中國理論的主要構成部分！
從孔恩的理論來看，這時候“哈佛幫”建立的理論已經面臨了“危機”。然而，在當時的美國，“哈佛幫”的理論是代表主流價值的“常態科學”，反戰學生的觀點，則是必須被設法“擺平”的“異例”。更清楚地說，由於常態科學是由某種典範所宰制，典範總是受到絕對的信賴。但它與實踐結果之間，總是存在著明顯的差異或“異例”。“常態科學”的主要工作，便是經過恰當的調整，來解決這些反常的異例，以使典範不受損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