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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榮譽教授黃光國 |
中評社╱題：余英時的“迷陣”與牟宗三的“偏誤” 作者：黃光國（台灣），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榮譽教授
【摘要】余英時在其成名作《歷史與思想》中所提出的“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之說，根本就是他在1970年代“冷戰時期”，為了配合哈佛大學建構“現代化理論”，迎合當時美國政府的政策需要而刻意打造出來的一套說法，根本沒有什麼“客觀性”可言。
2021年8月1日，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在睡夢中辭世，海內外學術界一片哀悼大聲，尊稱他為“史學泰斗”、“思想史大師”，大陸學術界有人甚至認為：他是“中國學術第一人”。但是跟他有“亦師亦友”關係的“體制外歷史學者”龔忠武，卻公開發表一篇長文，認為他“蓋棺而論未定”，批判他是“海外最後一個買辦學人”！這是怎麼回事？一個真正的史學泰斗，怎麼會有如此兩極化的身後評價？
一、對“恩師”的評價
對於一個學者的評價，可謂“眾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要回答這個問題可以從龔余兩人的關係說起。1966年秋，余英時從密西根大學轉聘到哈佛，為罹患嚴重精神病的楊聯陞代課，而龔忠武則從台大到哈佛作為費正清門下的一名研究生。兩人都站在人生的起跑點上，余氏為他的學術事業打拚，而龔忠武則剛入道，為自己的學業打拚。他們除了師生關係之外，平常接觸最多的地方，就是周末到余家打牙祭和每個週末參加圍棋俱樂部的棋會。余氏是棋社的常客，所以私下有許多互動的機會。1968、1969年，當時余氏衹是哈佛代課的助理教授，在哈佛的去留成了他最大的心理壓力。
1969年9月，在龔忠武考博士資格口試時，余氏是他的三位口試委員之一，考他的中國通史，另兩位是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費正清和歐洲近代思想史的Stuart Hughes。余英時考他時的問題是：能不能簡單地概括宋代理學家的治學精神要旨？龔忠武就用余氏平時對他講過，並討論過多次的六字訣心得“尊德行，道問學”(honor one's virtuous nature and follows the path of inquiry and study)作答，並且沿著陸王內向超越的思路，加以發揮。心中暗想，這是余氏在“保駕護航”！結果口試全程不到半個小時就順利過關，余英時暗中“護駕”之功實不可沒！所以，龔忠武認為余氏可以說是他的“恩師”之一。
“恩師”過世，和他關係如此親密的門生竟然發表長文，批評他是“買辦學人”！這豈非怪事？我從1980年代初期，致力於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便讀過余氏的許多著作，當時衹覺得他治學嚴謹，思慮周密，論證翔實，並沒有看出任何問題。
2019年春節過後，趁著新冠疫情的“閉關期間”，我回顧自己半世紀的治學所得，撰成“中西會通四聖諦”的書系，準備出版。為了說明：為什麼我們必須推動“華人社會科學本土化”，在此之前，我已經撰成《中西文明的夾縫》、《台灣自我殖民的困境》與《潛龍與禿鷹的文明對抗》三本書，委由“時報文化公司”出版。在這樣的脈絡下，余氏身後重新審閱他的著作，才赫然發現：余英時可以說是1919年“五四運動”發生以來，華人學術界“自我殖民”的象徵代表人物！
《中西文明的夾縫》一書，提供了析論這個問題的歷史脈絡。從西元十六世紀之後，西方殖民帝國主義崛起，大多數非西方國家紛紛淪為西方霸權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殖民主義在人類歷史的某個階段之所以能夠佔有優勢，當然有其道理。工業革命帶來了進步的生產技術、管理方法和繁榮的商業。儘管這個過程充滿了勞工和女工遭受剝削的血淚，但嶄新的市容和燦爛的街燈，卻掩蓋了被剝削者的吶喊，讓殖民主更加理直氣壯。他們深信并毫無愧色地宣傳：由於他們的建設，被殖民者才得以享有比自己同胞更高的文明水平；如果沒有被殖民，他們將永遠停留在落後狀況。
這種思維否定了被殖民者同樣具有建設和創造的能力，也否定他們能夠依靠本身力量完成現代化。因此，殖民主義的統治正當性，必然建立在公然的民族歧視與壓迫之上。歷史上殖民者以“文明”之名大肆屠殺被殖民民族，甚至以之作為炫耀，即源自這種思想。久而久之，連被殖民者也相信了這種說法，演變成“自我殖民”的心態。
二、“全盤西化論”的代表
五四時期，中國知識界流行的“全盤西化論”，認定唯有“民主”(德先生)和“科學”(賽先生)兩位“洋菩薩”可以救中國，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激盪之下，最後演變成“全盤反傳統主義”，甚至陷入“自我殖民”的陷阱而難以自拔。
余氏號稱“中國思想史大師”，他的著作其實正是“五四意識形態”“全盤西化論”的代表。用龔忠武對他的批評來說：“余氏之享譽為史學大師、中國文化思想界之泰山北斗，固然有余氏學術成就作為支撐，但主要還是靠台港海外華人的自由主義學者，以及海外民運分子在政治上大力吹捧、宣揚；特別是，後者亡命海外，亟需找個思想和精神靠山，抱團取暖，以圖適存；於是遂推崇余氏為民主導師、中國民主自由人權的鬥士、反共的急先鋒等。於是，余氏聲名，超越華人學術界，而在華人社會鵲起，大有譽滿天下之概。而洋大人也趁機炒作，遂對一個傾心向化的著名華裔學人如余氏者，如獲至寶，呵護備至，授以各種學術榮銜，以便將余氏塑造為海外華人民主自由人權的偶像、燈塔。”
這個說法，基本上我是同意的。然而，在同一篇文章裡，龔忠武又說：“平心而論，余氏作為一個學者，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確用功很勤很深很專。余氏博採西方的先進學術成果，例如卡爾·賈斯帕(Karl T. Jaspers)的‘軸心時代’觀念、西方的反智論、韋伯的宗教倫理觀、歷史心理學等，在他深厚的中國歷史文化思想學養的基礎上，系統地梳理了自先秦至明清數千年來的中國歷史文化思想史，堪稱巨構；其中的確提出了一些大問題，有助開拓文化思想研究領域的新視野。所以，對於余氏，就學術成就而言，應當就事論事，不能以人廢言，而應將他的政治與學術分開對待：政治上是個買辦，學術上確有發人所未發的一家之言，有insights與vision，有利於中國歷史文化思想之研究。”
坦白說，這個說法我完全無法同意。在我看來，余英時的政治與學術是無法切割的，他的政治態度影響到他的學術研究，他的學術研究成果又回過頭來，支撐他的政治態度。在《辛丑元年祭》中，龔忠武說余氏是“海外最嘔一個買辦學人”，這一點，我也無法同意。在我看來，像余氏這樣的“買辦學人”，不僅在香港和台灣到處可見，即使在中國大陸，余氏的“粉絲”恐怕更為普遍。
因此我決定以余氏最為暢銷的名著作為對象，在香港《亞洲週刊》上連續發表文章，每週一篇，深入批判余英時的“歷史與思想”。我很清楚地表明：余英時已經過世，這一系列文章的對話對象，不是余氏本人，而是余氏在海內外的“粉絲們”。
三、史識史才，天下景從？
這一系列文章從八月底開始刊登以來，余英時的“粉絲”們沒有任何反應，卻有一些我意想不到的效果。
十月八日，“第四屆社會科學本土化學術研討會”在彰化師範大學舉行，一連三天，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五百多人報名參加這次視訊會議。開幕式頒獎先給四位“思源學者”，接著舉辦“思源學者論壇”。我忝為今年度的受獎人之一，輪到我發言時，我先介紹另一位受獎人葉啓政教授的著作《傳統與現代的鬥爭遊戲》，極力主張：非西方國家的社會科學界必須以科學哲學作為基礎，將自己的文化傳統建構成社會科學理論，來和西方主流理論進行對抗。
另一位“思源學者”受獎人王邦雄教授發言時，引用老子《道德經》中的許多名言。在接下來的討論時間中，我問他：“你剛才對《道德經》的解釋很恰當，也很到位。余英時在他的成名作《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中，說老子的《道德經》是中國‘反智論’的始作俑者。中國文學界為什麼沒有人向他提出抗議？”
這個問題像在一潭湖水中丟下一顆大石頭，許多人紛紛舉手，搶著要發言，還有人在視訊銀幕上秀出林安梧教授早先寫的一幅“敬悼余英時先生嵌名輓聯”：“英奇有餘，史識史才，天下景從，故國招魂，雖賓四夷，求道乎諾，時正不測，知幾知勢，萬方爭睹，新邦顯魄，未宗三教，論學也思。”
這時人在線上的林安梧教授立刻要求發言，他說：寫這幅輓聯，並不是全面肯定余氏。余英時是錢賓四(穆)先生的弟子，是新亞出身的大學問家。他說他自己的治學方式，是重視“客觀的學問”，而不是“求道”。所以上聯說：“故國招魂，雖賓四夷，求道乎諾”。他已經歸化美國，並不以“儒、釋、道”三教的中華文化為宗，所以下聯說：“新邦顯魄，未宗三教，論學也思”，希望思源學會的學術同道們在做學術討論時，能夠審慎思考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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