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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國兩制”保障香港繁榮穩定 |
中評社╱題：香港的國際地位和對國家戰略價值——香港回歸25周年的感想和展望 作者：曹二寶（深圳），清華大學深圳國際研究生院兼職教授、深圳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專家、國務院參事室原特約研究員
【摘要】1978年11月27日，鄧小平首次提出香港“即使收回，原來的制度也不會變”①（三年後他將這一構想概括為“一國兩制”），距今43年7個月。25年前的7月1日，“一國兩制”伴隨香港回歸祖國付諸實踐。今年7月1日宣誓就職的第六任香港特首，在其參選政綱中，將“提升香港競爭力”，列作特區新一屆政府重要施政方向，并以“八大中心”概括了“十四五”和之前國家賦予香港的全部經濟文化等定位②。國家賦港定位，找準了“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的結合點，是“一國兩制”在香港25年成功實踐最閃光的亮點。也展示了香港的國際地位和對國家戰略價值。
一、香港的國際地位
早在抗戰時期，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就提出了“國外工作以香港為中心”（周恩來語），深刻洞察和準確把握了香港在中國革命中不同於內地（鄧小平稱為“國家主體”）的全局性功能地位。自那時以來，香港就有了在中國革命和新中國建設不同發展時期的國際地位。十九大確定，當代中國的國際地位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基本國情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其國際地位需符合國家的國際地位和基本國情。
1、西方經濟的全球運轉中心
二戰以來，西方全球經濟中心先後是倫敦和紐約，運轉中心一直是香港（日占期除外）。戰後美西方催生的“關貿總協定”（GATT，史稱“經濟聯合國”）生效不久，英國就讓香港以所謂“宗主國附屬領土”成為其中沒有締約權的成員，并取得當時唯一“單獨關稅區”（簡稱“單稅區”）地位。紐約取代倫敦成為西方全球經濟中心後，美國因應英國國力式微而許其染指香港，就以干涉中國內政的國內法律（“美-港關係法”），承認由中英幫助取得GATT締約權（可自動變為“世貿組織”即WTO成員）的香港，回歸中國後仍是單稅區，并給香港不同於對華政策、比WTO更寬鬆的經貿金融和兩用科技政策。
就在香港取得GATT的單稅區地位不久，共產黨在軍事上結束國民黨反動統治的三大戰役全勝前夕，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就決定解放全中國但不解放港澳，其戰略考慮恰是：“利用這兩地的原來地位，特別是香港，對我們發展海外關係、進出口貿易更為有利些”（毛澤東語）。上世紀60年代，毛澤東談及“暫不解放香港”的戰略考慮：“我們現在就控制香港，對我們展開對外貿易不利，對世界貿易不利。”
“統一祖國”提上黨和國家議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決定“我們要鬆一點口”即收回香港但不改變原有制度，其戰略考慮也是：“中國要維護香港作為自由港和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保留這樣一個香港對我們益處比較大”（鄧小平語）。
中國收回香港25年來，堅定實行“一國兩制”方針。香港繼續是西方經濟的全球運轉中心，符合中國作為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全球戰略需要。
（1）國際航空樞鈕。這是“十四五”賦予香港的新定位。香港按照基本法授予的自主航權，迄今簽訂了67個民用航空運輸協議。新冠疫情前，120家各國航司的客貨航班，每周起降香港4000架次，往返全球220多航點。香港5小時飛行圈，覆蓋全球半數以上人口和數十個主要城市。香港基地航司“國泰航空”經營的港-英航綫（接駁歐澳航綫）和港-美航綫（接駁美國60％國內航綫），就是運轉西方全球經濟的空中通道。
香港國際機場，即使“修例風波”期間，仍是全球航空樞紐和亞洲中轉站：旅客吞吐量7000多萬人次、飛機起降42萬架次。新冠疫情期間，因全球航司停載旅客，香港機場的客運量幾近為零；但作為唯一開放全部國際航綫的中國機場，貨運量仍是亞洲第一。香港第5波疫情初期中斷的與美英等9國空中航綫，現已全部復航。
目前香港是全球第一航空貨運中心；香港國際機場建有世界最大的單一多層式航空貨物處理設施：“超級一號貨站”；與各國際機場連通性深度，新冠疫情前排名全球第二。今年5月，香港國際機場第三條跑道建成試飛；預計啓用後，2035年客運量約1.2億多人次，貨運量約1000萬噸。
（2）國際金融中心。這是我黨早在決定如期收回香港時就制定的解決香港問題基本方針政策（史稱“十二條”），和體現“十二條”的香港基本法，保障至今的香港傳統優勢。
即使“修例風波”和新冠疫情期間，香港銀行的資本充足率仍是亞洲最高，資產值是本港GDP的7.05倍；流動資金覆蓋率超出了國際監管標準、不良資產率僅為新加坡的50％。香港證券市場高深度、高流動性、高效率，總市值是本港GDP的10倍。香港保險業資本充足，滲透率亞洲第二高。全球50家頂級“政治保險”公司（有恐襲、人質、政變等險種），25家在香港有分支機構。
港幣作為資本項目下可自由兌換和美元唯一有固定匯率的國際貨幣，“修例風波”和疫情期間，與美元聯繫匯率制運行正常，浮動區間穩定。
（3）國際創新科技中心。這也是“十四五”賦予香港的新定位。“這是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題中應有之義”（習近平語）。
香港擁有全球最先進的電信基礎設施：連接西方多個科技研發中心如美國“硅谷”等的海底光纜，密集度為全球之最；香港供電可靠性，世界最高；網速延遲時間極短等。中國內地通郵海外全部服務器，均置於香港；香港也是國際互聯網進入中國內地理想跳板。
香港基礎科研水平，有很強世界競爭力。香港“修例風波”前，國際權威機構評估（不含中國內地），香港基礎科研成果：24%世界領先，34%地區卓越，其他均在國際或地區水平；香港僅有8所大學，就有4所世界排名前50，5所排名前100；聚集了各國各地一流科研人才。香港齊備科技必需的“創新”要素：智權保護水平亞洲最高；全開放國際信息資訊和網絡傳播，緊貼世界頂級醫學科技最新發展；科研人員不限國籍、出入境自由，等等。
2、世界市場進出中國國家主體的主橋梁
按照中國憲法，香港實行的是與內地即國家主體的社會主義制度（簡稱姓“社”）根本不同的資本主義制度（簡稱姓“資”）。香港姓“資”制度，與世界多數國家特別是美西方制度“同軌”。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基本國情，都需要有同屬“一國”、制度與世界“同軌”的特殊地區充當主橋梁，來對接或銜接（簡稱“接軌”）與國家主體制度不能也不會“同軌”的世界市場。香港就是這個主橋梁。
（1）中外資本主要經港進出中國內地。香港“修例風波”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60.7%流向香港；“修例風波”期間，外商向中國直接投資（FDI）的69.7％，經由香港進入內地。
香港“修例風波”和新冠疫情期間，如期舉辦了100多場不同類型商品展覽，1/3是全球或地區最大規模。三屆香港“一帶一路峰會”，現場或綫上出席人數和覆蓋國家地區數，都刷新記錄。這期間，香港引入外國直接投資額，仍是全球第三（低於美英）。這同全球跨國公司在香港的總部或辦事處多達3600多家有關。其中，歐盟駐港企業約2300家，都是全球總部；美國駐港企業1300家（800家涵蓋了美主要金融企業），283家是全球總部，442家是地區總部或辦事處。
（2）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鈕。這是“十三五”就賦予香港的定位。目前全球有此項業務的國家地區，人民幣資金池流量都遠遜香港，衹是中心而非樞鈕。③
（3）中國海外資產和風險管理中心。香港是全球第四大資產管理中心。“十三五”就定位香港是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十四五”增加了新定位：香港也是國際風險管理中心。
香港經修改法律，已成為發行“保險相連證券”（轉移保險風險到資本市場）、特別是“巨災債券”理想地點；擴大了跨國公司在港成立“專屬自保”保險公司的可承保風險範圍；優化了對香港成立控權公司的跨國保險集團的直接監管。香港特區政府推動和鼓勵駐港中資企業，藉助上述法律，加強海外資產風險管理。
3、國際一流營商環境
這是“十二條”和體現“十二條”的香港基本法，保障至今的香港又一傳統優勢：國際貿易中心。香港以其為9000家各國企業首選的商務據點和便利全球市場主體依法自由出入及運營，擁有世界一流的營商環境。
（1）法系滲透西方的全球運行領域。這個法系就是亦稱“判例法”或俗稱“普通人法律”的普通法。數百年積纍的司法判詞都是法律，全球普通法法庭均須依循。就使得人類經濟金融等不確性活動，有可能準確預判營商環境、減少投融資失誤、規避法律風險。莫斯科大學認為，香港是中國研判“一帶一路”沿綫國家營商環境的最佳城市。現有6000多俄國學者專家在香港做相關研究或培訓。
香港基本法規定：香港可從“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聘請法官。這些地區有10個國家④，就是說，香港法院依法可有“外籍法官”。這是普通法系與大陸法系的重要區別：前者的法官不限國籍。中資在海外遇到法律爭端，當雙方不願到對方國家提起訴訟時，多選擇普通法法庭。香港是中國唯一適用普通法地區，“十三五”已賦予香港這個定位：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
香港是以仲裁調解方式解決爭議服務的理想地點。其仲裁裁決可在《紐約公約》150多個締約國家地區包括中國內地強制執行。“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的地理位置和專業服務等，排名全球第一。
位於世界前列的國際金融中心，所在國家或地區都適用普通法。即使“修例風波”期間，香港訴訟和仲裁制度的全球聲譽未減還增。香港法庭裁決水平，世界排名仍是第三（低於倫敦和巴黎）；香港名列全球5大首選仲裁地。
（2）語言通行全球各業態高端。英文早已不是“殖民地文化”，而是國際金融經貿法律醫學科學等業態高端的通行語言。如高峰會議、高端交流和涉“商業秘密”談判（不通過翻譯）；又如全球科學醫學創新思路或領先成果，以英文首發於國際權威期刋或文獻。
香港的英語普及度，高於亞洲各國或地區；中文在香港回歸後即同英文并列為香港“正式語文”，加上普通話迅速普及，“兩文三語”（中英文和普通話、英語、粵語）是港人獨有的語言禀賦。就使得香港在瞭解、研判世界各地營商環境上有明顯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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