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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關係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係 |
中評社╱題:“美利堅例外主義”與中美結構性矛盾 作者:鄭保國(武漢),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
【摘要】作為美國霸權之思想文化基因,“美利堅例外主義”是由美國根深蒂固的獨特國際角色意識、民族優越感和外交使命感構成的美式民族主義意識形態,蘊涵獨特的美式霸權邏輯——“獨特、聖潔、優越”的美利堅在充滿邪惡的世界上代表“善”,是全人類的“榜樣、燈塔”并肩負著神聖的“救世”使命,是“無私、正義、偉大”的“例外”力量,是唯一有資格有責任向全世界傳播上帝福音和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觀”、帶領人類擺脫無神論和專制邪惡的“領袖”。“美利堅例外主義”及其霸權外交邏輯導致了中美間涉及政治、文化、經濟、安全領域的一系列結構性矛盾。
一、導言
中美關係是當今最重要最危險的大國關係。它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決定著當今世界格局和人類未來。它之所以危險,是因為美國正在變本加厲地全面遏制中國,致使中美矛盾全面激化。為何美國對華遏制堪比其當年對蘇遏制,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國決不是前蘇聯:中國不僅沒侵略任何國家,而且反對軍備競賽和軍事擴張,也無海外軍事基地,軍費僅為美國的1/4,核武器遠比美國少且承諾不首先使用;中國外交淡化意識形態,堅持不結盟,奉行多邊主義,倡導合作共贏,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明確表示要維護而非挑戰基於當代國際法的國際秩序。冷戰後的中美關係也迥異於冷戰時期的美蘇關係。美蘇經濟上互相隔絕,而中美經濟高度相互依賴且中國經濟發展給美國以巨大經濟好處(若無中國價廉物美產品,則無美國以往長期低通脹下的滋潤生活;若中國沒大量購買美債,美國可能早就債務違約了)。美蘇幾乎無社會文化交往,而中美社會交往和文化交流頻密。
美國之所以全面遏華,是因為它越來越擔憂中國將主導世界經濟,擔憂中國將武力犯台和全面控制南海從而動搖其軍事霸權,擔憂日益自信的中華文化威脅其文化霸權,擔憂中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外交努力挑戰其單極霸權秩序。總之,霸權焦慮感強烈的美國擔憂全面崛起的中國將取代其世界“領袖”地位,認定其霸權正受到中國的全面威脅——不僅權力、地位受到威脅,而且受到東方文明的威脅,從而實施全面遏華戰略,致使中美結構性矛盾全面激化。
美國為何如此擔憂其霸權受到中國挑戰因而實施全面遏華戰略呢?本文以“美利堅例外主義”為分析視角,揭示美國對華全面遏制的深層邏輯和中美全面對抗的思想文化根源,從而提出并論證中美結構性矛盾的根源在於“美利堅例外主義”(American Exceptionalism)〔1〕及其蘊涵的霸權外交邏輯這一新觀點。
二、衆說紛紜的“美利堅例外主義”
19世紀30年代托克維爾在《論美國民主》中用“美利堅例外主義”這個概念強調美國在國民認同(national identity)和國民性(national character)方面與歐洲的顯著不同。〔2〕20世紀初德國學者桑巴特對“美國為何沒有社會主義”〔3〕的研究使“美利堅例外主義”作為一種解釋美國歷史與社會獨特發展模式的理論逐漸流行起來。該理論認為,美國因其獨特優越的地理環境、虔誠的基督教新教信仰、富裕的物質生活、多種族移民并存而非階級尖銳對立的社會結構、社會經濟的高度流動性、政治意識形態的高度一致性等諸多特性而可以免受席捲歐洲及世界其他地區的歷史力量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及一般生活法則的影響,其對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有免疫力的獨特發展道路是人類社會的例外。在桑巴特理論基礎上,美國社會學家李普賽特提出并論證了“社會主義為何在美國失敗”的觀點,〔4〕且基本照搬托克維爾的觀點,認為“美利堅例外主義”主要包含自由(liberty)、平等主義(egalitarianism)、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人民主義或民粹主義(populism)和自由放任(laissez-faire)這五大信念,并稱之為“美國主義”(Americanism)。〔5〕但是,美國學者勒納認為“美利堅例外主義”并非意味著美國文明可以免受汹湧澎湃的世界力量的衝擊和美國不受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制約,衹是指美國不同於別國的制度和社會等特性,包括地理環境、文化傳統、價值觀念、政治制度、社會結構和發展道路等。〔6〕英國學者布贊(Barry Buzan)認為“美利堅例外主義”是指那些把美國和其他國家區別開來的諸顯著特徵,包括美國擁有一套特殊的政治及社會價值、它的獨特歷史軌跡、諸制憲結構的特異性以及它們影響決策的方式。〔7〕布魯克斯從政府與公民的關係、宗教與社會的關係、美國的世界角色、美國憲法的神聖性、美國夢(主要包括宗教自由、政治自由、經濟繁榮、社會流動性)這五個方面詳細論證了“美利堅例外主義”在美國根深蒂固存在和廣泛深刻影響。〔8〕但這三人沒具體界定美利堅例外主義的內涵。美國學者福賽思(David Forsythe)認為“美利堅例外主義”指美利堅共同體與生俱來、根深蒂固的一種獨特思想觀念,即“美國人組成了一個異常優秀和偉大的民族;他們首先代表了對個人自主和自由的信奉;他們建立在個人自由理念基礎上的社會和國家,樹立了值得向世界其他地方輸出的榜樣”。美國學者林德認為:“美利堅例外主義”既是美國政治家口中的贊美之詞,即同其他國家相比,美國特別優秀,是唯一不可缺少的國家;也是社會科學家和政治哲學家筆下的一個學術問題,即美國為何與其他國家不同。
無論“美利堅例外主義”指什麼,在美國敗於越南以前,美國人很少懷疑它。美國在越南敗北後,懷疑、批評“美利堅例外主義”的人和關於它的爭論多起來。美國保守派政客和學者堅信“美利堅例外主義”,認為它是美國“替天行道、鶴立雞群”的關鍵所在。〔9〕但是,不少美國學者認為它不過是使美國免受國際法約束(exemption)、在國際事務中搞雙重標準的藉口,他們把它看作美式偽善、宣傳或美國一些膚淺政客和愚昧愛國者的想法而加以否定,或者認為它長期以來起著神話般的消極作用,或者認為它隨著美國權力的下降而終結甚至本來就不存在。社會學家貝爾(Daniel Bell)在1975年美國敗退越南時就在《美國例外主義的終結》一文中稱,“不再有天定命運或使命。我們也沒有對權力腐敗的免疫力,我們并不例外。”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史家鮑德溫認為美國與歐洲民主國家在宗教和世俗方面都沒有很大差別,不存在明顯的“美利堅例外主義”的例子。〔10〕哈佛大學教授沃爾特認為“美利堅例外主義”是個神話,并把它細分為五個神話加以批駁。〔11〕英國史學家哈德遜詳細分析了美國人如何在迷信“美利堅例外主義”中迷失自我從而給自身和世界帶來危險。〔12〕皮斯更是嘲諷“美利堅例外主義”是美國的“國家幻想”,認為它不可能完全抵消它要掩蓋的美國諸多(言行)不一致。〔13〕
一些美國學者把“美利堅例外主義”的內涵概括為四種信念:“美國優越論”(美國在基本制度、國民才智和地理因素等方面比世界其他任何國家更為優越);“美國榜樣論”(美國是全世界的燈塔,占領著全球道德的制高點);“美國使命論”(美國有責任去關注和改變世界其他地區的狀況);“美國神佑論”(美國及美國的事業永久獲得上帝的保佑,美國命中注定要領導世界)。〔14〕這種觀點認為“美利堅例外主義”主要包含美國的優越感和使命感,由此滋生了美國理想主義、擴張主義或干涉主義。而美國學者麥克道格爾認為:“美利堅例外主義”并非意味美國要到國外尋找并消滅惡魔,衹意味著美國對所有民族的自由和獨立懷有良好願望,它衹為自己而戰;它將通過自己贊同的聲音、仁慈的同情和樹立的榜樣來鼓勵爭取自由的事業;它并不意味著立國之父們贊同通過審慎的手段尋求理想主義的目標。〔15〕而有人把“美利堅例外主義”與美國的傳教士精神或“天定命運觀”并列,稱之為美國理想主義外交的四大思想來源中的兩個,認為“美利堅例外主義”意味著美國既能潔身自好,又能改變世界。〔16〕凱南(George F.Kenan)認為,“美利堅例外主義”這種美國國家道德觀既可以被推動去逃避“異己”的東西,也可以受鼓勵去轉化“異己”的東西。〔17〕庫普乾(Charles A.Kupchan)認為,“美利堅例外主義”所表達的美國人對自身價值和制度的超常自信既為美國遠離國際體系創造了價值基礎,也為它按照自身觀念重塑國際體系提供了推動力。〔18〕基辛格認為:“美利堅例外主義”導致了美國孤立主義與擴張主義,兩者是兩大“美利堅例外主義”外交思想;〔19〕但“美利堅例外主義”僅包含理想主義價值訴求,沒有國家如美國那樣讓自己“深陷道德與現實的拉鋸之中”。
三、“美利堅例外主義”的內涵與意蘊
衆所周知,美國并非普通民族國家,是獨特的移民國家,美國人的民族和國家認同不是基於民族血統、文化、地域和共同的歷史經歷,而是主要基於共同的美式基督教新教信仰、以個人自由為核心的“美國主義”的政治信條和普世性的道德原則。“美利堅例外主義”是大多數美國人尤其是白人精英分子與生俱來的在宗教和世俗領域獨特的自我角色意識和對自己與外部世界特殊關係的定性,是他們關於美國的世界角色意識、文化優越感和救世使命感的信念,是美國特有的兼具宗教信仰和政治信念的文化價值觀,是被美國自我神話因而不自覺的美利堅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儘管意識形態和民族主義在美國政治詞典裡通常是用以指責別國的貶義詞)。“美利堅例外主義”伴隨美利堅民族誕生而生成,已深根於美利堅民族的骨髓之中,成為其霸權的主要思想文化基因。
“美利堅例外主義”涉及美國宗教、文化、社會、歷史、政治、外交、經濟、地理等許多領域,凡美國人在歷史、地理、宗教、文化、政治、社會、外交等衆多方面的超級自信、自戀、自豪感和強烈獨特感、優越感和救世使命感都屬於其範疇。因此,“美利堅例外主義”內涵豐富,主要包括“美利堅獨特、聖潔、優越”、“美利堅榜樣、燈塔、救世”、“美利堅無私、正義、偉大”等意識和信念。
(一)“美利堅獨特、聖潔、優越”
“按照美國人自己的看法,美國人比地球上所有其他民族都優越。”〔20〕“美利堅例外主義”的信念是“美國天生有別於且優於其他國家”〔21〕。他們相信,美國在地理環境、歷史發展道路、宗教信仰、價值觀念、社會制度、人民才智等許多方面不僅獨特,而且比其他任何民族或國家優越,它天生聖潔無瑕、道德高尚,與污穢、腐敗的“舊世界”和愚昧、落後的野蠻之地完全不同。自以為高尚、神聖、純潔的美國具有濃烈的道德優越感與種族優越感。這種信念從北美殖民地時期就開始形成。1639年波士頓牧師鮑克利(Peter Bulkeley)布道時說,“我們英格蘭民族是獨一無二的,我們要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努力展示我們高於其他一切民族的神聖與純潔。”〔22〕當時的清教領袖溫斯羅普(John Winthrope)稱清教徒的北美是唯一“人間天堂”。美國人把《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視為聖物,認為它們是“我們體現了人類不言而喻的真理”的證明,這等於說“我們認為我們優於其他任何人”。〔23〕美國史學家康馬傑說,“美國人完全生活於新世界,這裡得天獨厚,無比富饒,因而形成一種夜郎自大的信念,確信美國是世界上最好的國家。”因美國也遭受史無前例的經濟大危機而沒能連任總統的胡佛仍堅信“美利堅例外主義”,認為美國體制是“人類進步的唯一安全道路”。〔24〕
“美利堅獨特、聖潔、優越”意識根源於美國人的始祖英國清教徒的“宗教潔淨”觀和優越感,清教徒由此得名。美國基督教新教中有20多個教派總稱“聖潔會”。從歐洲移居北美的清教徒堅信:他們是“上帝選民”(chosen people by God),是善的象徵和道德的化身,是聖潔的人間天使;北美大陸是上帝給他們預留的“新以色列”或“新耶路撒冷”,它不受歐洲邪惡與墮落的污染,不受其政治動蕩與權力紛爭的影響,得以遠離戰爭與革命威脅,是世界上惟一的“世外桃源”,因此不應與“舊世界”為伍。
(二)“美利堅榜樣、燈塔、救世”
與“美利堅獨特、聖潔、優越”信念相伴而生的是“美利堅榜樣、燈塔”信念,即聖潔的北美清教徒應該而且確實為全世界受苦受難的個人與民族樹立了通過虔誠信仰上帝與自我奮鬥取得成功的惟一榜樣,以他們為主體構建的美利堅共同體是全世界的道德楷模、自由燈塔與成功範例。按照溫斯羅普被後人反復引用的說法,清教徒將在北美建立“山巔之城”(city on a hill),成為全人類的“自由燈塔”,供世人景仰與膜拜:“我們將成為整個世界的山巔之城,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將看著我們。如果我們在實現這一事業的過程中欺騙了上帝,如果上帝不再像今天這樣幫助我們,那麼我們終將成為世人的笑柄。”美國國父之一托馬斯·傑斐遜認為美國的自由之火將照亮舊世界通向新世界的黑暗小路,美國的“榜樣”與“楷模”將鼓舞全人類。〔25〕19世紀50年代美國總統菲爾莫爾宣稱,美國的真正使命不是宣傳我們的觀點,或者將我們的政府形式強加給其他國家——無論是通過計謀,還是通過武力,而是通過示範來教育,或者通過展現我們的成功、適度和公正、自治的福祉和自由制度的優勢。〔26〕深信“美利堅例外主義”、發誓把共產主義掃進歷史垃圾箱的美國前總統里根曾發表“光輝的山巔之城”(shining city on a hill)演說,喻指美國是照耀全世界的“自由燈塔”。〔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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