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規範解釋與香港制度的綜合轉型
2022年5月30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會見來京接受任命的香港新特首李家超先生，肯定了新特首的政治品格與新選制的均衡民主品質，同時鄭重確認：“中央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決心從沒有動搖，更不會改變。”這一最新的立場陳述與鄧小平所講的“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之後也不用變的承諾具有高度一致性和政策延續性。
但是，“一國兩制”是新事物，“五十年不變”是規範承諾及制度實驗周期，衹有在這一周期裡完成“一國兩制”的制度效能驗證和制度體系建構，邏輯上才能推導出作為更遠期目標的“五十年之後也不用變”。從“不變”到“不用變”，是“一國兩制”從規範承諾走向持久性存續的歷史實踐過程。而上半場的正反經驗及中央審時度勢的垂直立法與保障，恰恰就是負責任地引導香港“一國兩制”的安全有序的發展。
國家最高領導人的這一政治再承諾具有非常強烈的時間意識和政治智慧。“五十年不變”是“一國兩制”的政治承諾，也是以通常的人類政治經驗給出的制度實驗周期。“一國兩制”是新事物，以這種模式溝通處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關係問題，是一種具有深層政治智慧、想象力甚至浪漫氣質的政治決斷。但“一國兩制”到底行不行，具體經驗得失如何，又必須訴諸實事求是的歷史評估和制度檢討，以動態平衡的辯證思維與方法引導“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習主席講話中的“從沒有動搖”是對“一國兩制”初心及其實踐連續性的肯定，而“更不會改變”則是面向未來的政治再承諾，由此對“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作出了融貫歷史與未來的政治判定。
這一政治再承諾也有效回擊了香港本土極端勢力和外部干預勢力對“一國兩制”的唱衰和污名化，進一步澄清和證明了中央在香港政策上的基本立場和方針。香港近些年的制度變化及外國勢力的干預和制裁，對香港和內地共同堅持“一國兩制”都造成一定的觀念和政策信心的衝擊甚至動搖，民間甚至出現了對“一國兩制”前途的嚴重誤解或信心不足，習主席的講話屬於一錘定音，可以統一民衆認識，維護“一國兩制”的民意基礎和堅定的方向感。
“一國兩制”上半場的實踐基本面是成功的，香港繁榮穩定、法治體系、國際地位以及對國家現代化發展的杠杆與平台性貢獻是有客觀事實和依據的。但“一國兩制”內在的制度漏洞和面臨的內外挑戰也是客觀存在的，甚至是嚴重威脅性的。中央負責任地進行制度與政策的檢討和更新，引入香港國安法和新選舉法，全面準確落實“愛國者治港”，保障和支持香港選舉產生愛國者管治團隊，為“一國兩制”下半場奠定了堅實的制度基礎和管治能力基礎。
“一國兩制”是一場偉大的制度實驗，從國家範疇而言是和平統一與現代化的有機結合，從世界體系而言是以和平發展為核心價值探索一條以非冷戰方式溝通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實踐道路，并在長期的共存發展過程中證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以及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合理、科學要素的吸納轉化能力。由此奠定中國既融入世界體系、又參與和推動世界體系內在結構改良與更新的負責任世界大國地位與形象。
“一國兩制”的下半場，必然是全面管治權與高度自治權更加有機結合的制度體系生成過程，也是香港之國際角色與特區角色以融入發展方式增量建構的過程，更是以香港為平台促進國家更高水平改革開放和更高質量創新發展的過程。這是香港制度的綜合轉型進程⑧。衹要改革開放不變，融入世界體系不變，和平發展道路不變，社會主義主體制度及其優越性不變，民族復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和諧建構不變，“一國兩制”在下半場的基本原則和框架就不會變。這是中央再次政治承諾和立場背書的深層次國家理性和發展理性。
“十四五規劃”中關於香港“八大中心”的謀篇布局，印證了中央對“一國兩制”與香港下半場發展的戰略定力、想象力和基本信心。“八大中心”就是新香港的“天龍八部”，是民族復興時代香港的全新角色和全球化定位，是對固有優勢的堅守和對新發展優勢的添加，是為了塑造香港繁榮穩定更完整的經濟基礎和競爭力體系。香港的制度改革需要與“八大中心”的新戰略布局相適應，需要忠誠愛國，需要選賢與能，需要政府與社會和解團結，需要香港與國家融合互信，需要凝聚起對“一國兩制”和“愛國者治港”真正牢固與堅實的認同和信心。“一國兩制”下半場的“新篇章”已綱舉目張，正蓄勢待發。
對香港未來而言，以法治為基礎的穩定壓倒一切，而以創新為內涵的發展更是硬道理。唯有如此，“五十年不變”才是可行與可欲的，而“五十年之後也不用變”才是可信和可期的。
四、“九二共識”與中華民族共同體：“一個中國”的理論澄清
以香港經驗示範台灣，并保持台灣方案的開放性與創新性，這本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應有之義。但是島內對“一國兩制”及其香港經驗的意識形態抵制和“民主拒統”的泛本土主義政治共識的建構，卻在兩岸之間逐步形成了一堵阻撓和平統一的“高墻”。國民黨的“割據主義”與民進黨的“台獨主義”，是在不同光譜和程度內對“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政治拒斥和前景拒絕。經過近些年其黨內思想鬥爭以及政治重組，新任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帶領全黨在觀念上回到了“九二共識”，但不等於贊同“一國兩制”。由於國民黨身處在野黨地位，黨內出現了本土化思潮和新生代力量，選舉民主又在促使其追隨和遷就本土化論述，本就偏於模糊和薄弱的國民黨版“九二共識”到底能够結出怎樣的政治果實，抑或衹是作為表徵自身政治傳統、政治遺產與兩岸間要價條件的“方便旗”，還有待觀察和評估。
對“九二共識”的理解，大陸必須有主場化和逐步清晰化的政治意識和憲法理性。“九二共識”是客觀存在的兩岸政治共識，有史為證，有親歷者見證，不容虛無化和政治抹消。⑨它本身并沒有創造對兩岸關係的新穎認知，而是確認了“兩岸同屬一中”的法權關係。完整的“九二共識”包含了兩個前後遞進的核心意涵或憲制性原則：其一，一中共識，即“兩岸同屬一中”，這既滿足了締結共識時兩岸開展“事務性協商”的政治名分確定化需求，又留有空間和餘地為統一進程做鋪墊；其二，統一共識，即“兩岸共謀統一”，這是兩岸無法迴避的和平統一進程的客觀要求，必須在前述共識因素的基礎上同心同德向著和平統一謀求進展和實現。2019年大陸提出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就是對“九二共識”之“共謀統一”因素的激活和具體化，以有原則的開放框架發出民主協商的積極倡議，呼籲台灣各階層、團體與人士參與到“共謀統一”的共同事業之中。“九二共識”當然不直接等同於“一國兩制”，但卻是“一國兩制”方案展開的政治基礎和邏輯前提，切斷二者之有機聯繫和實踐進程的進階關係，恰恰暴露了台灣當局的台獨本質和反統一的對抗立場。
事實上，台獨與港獨不僅互動密切，其背後還具有類似的意識形態建構和分離主義的政治衝動。港獨甚至受到台獨從思潮到行動的直接影響和指導。在香港本土主義話語建構、非法占中和修例風波的運動文宣中，我們很容易解讀出港獨的台獨支援背景和脈絡。我們很容易理解香港本土派和台灣本土派的勾結互動之動機和意圖，他們將對抗中國大陸及其政治體制的本土分離行動理解為對自身“想象共同體”之身份認同的建構過程以及對西方自由民主世界的歸屬過程。關於民族主義的想象共同體理論，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學術立命之本⑩。在《想象的共同體》一書中，他以美洲的“移民民族主義”或“克里奧爾民族主義”作為現代民族主義的起源和原型，作為民族共同體想象和行動的歷史參照系，以此為基礎，他廣泛考察和討論了歐洲的“語言民族主義”及其對應制衡性的“官方民族主義”，并進一步討論了20世紀的反殖民民族主義以及電子媒體時代的“遠程民族主義”。安德森的理論內核在於：民族是想象的、有限的、有主權的政治共同體。這幾乎是民族主義革命的“神聖綱領”了。衹要敢於“想象”和行動，一切自詡的“民族”都有資格以自決方式分離獨立并獲得主權。“台獨公投”由此可以獲得解釋與合理化。當然，這未必是安德森教授的理論原意，但其理論邏輯確實包含了支持廣泛的“民族分離主義”的空間與可能性。該書中文版的譯者是台灣學者吳叡人先生，他本身也在理論上非常“入戲”，不僅在台灣問題論述上傳播安德森理論，而且為2014年作為占中運動背景理論的“香港民族論”撰稿鼓吹⑪。而安德森教授亦曾於2000-2001年間在台灣發表關於東西方民族主義的學術演講，對台灣民族主義及其獨立運動進行歷史類型的歸類，將其誤置為一種類似美國獨立的“移民民族主義”⑫。安德森教授對其理論模型非常自信，認為東西方民族主義之間不存在本質性差異，其理論模型具有普遍解釋力。他在台灣客場的演講帶有展示自身理論解釋力和贏得場面積極互動的雙重因素，但其理論判斷和運用卻具有誤導性。這一理論的誤用是對“兩岸同屬一中”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和認同的侵蝕和消解⑬。當然，我的理解是，安德森并非出於政治的考量而判定台灣問題的性質和走向，而是其理論本身存在盲點和缺陷，特別是過於依賴民族形成的美洲經驗以及人類學的瑣碎比較，而缺乏一種宏觀的、在不同文明之間的民族史考察與比較，同時對台灣問題所涉及的中華民族的完整歷史及西方帝國霸權的壓制結構缺乏理論檢討和審慎辨思。
安德森教授的弟弟佩里·安德森在2004年的一篇名為《台灣之僵局》的文章中批評了其兄長對台灣問題之民族主義理論分析的錯謬，提出了台灣問題的殖民主義與霸權建構的批判性背景和制度脈絡，并在文章結尾處從大歷史的層面對兩岸重新統一給出可能空間⑭。實際上，“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就是在創造兩岸重新統一的歷史與制度空間。更進一步，美國漢學家杜贊奇在《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⑮一書中同樣批評了安德森想象共同體理論的經驗缺失和視野盲點，提出中國的“民族”概念及其建構早於西方所謂的“移民民族主義”和“語言民族主義”，中國的民族共同體是堅實的，衹是缺乏與西方相比的制度化的民族國家體系。我比較傾向認同杜贊奇教授的觀點。中國的近代史之“救亡圖存”的政治主題，并非“想象”一個新的“民族”——中華民族共同體是歷史的和實在的——而是以西方式民族國家範式建立一個主權秩序嚴謹的民族國家體系，以對抗西方強權、實現民族解放和現代化。安德森教授誤解和混淆使用了“語言民族主義”和“官方民族主義”，實際上前者是一種人類學的存在，而後者是一種政治學與憲法學的存在。台灣族群屬於中華民族一分子，在“語言民族主義”意義上無需“想象”，而是一種歷史的“實在”。至於兩岸統一，其意義并非在於重造一個“中華民族”，而是在已有的“中華民族”基礎上構造“兩岸同屬一中”的整體政治存在的具體類型和方式，具有“官方民族主義”的部分內涵，并指向了中國近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主旨和未完成的制度課題。至於以“移民民族主義”比附台灣，則完全忽視了“中華民族”的實體性和歷史延續性，是一種缺乏邏輯嚴謹性和語境錯位的概念移用。佩里·安德森和杜贊奇教授的學術理論批評是切中要害的。當然，佩里·安德森在文中也提到了台獨運動以“民主”為規範理由進行內部本土主義整合與外部世界體系關聯的強勁政治進程，并對這一身份政治與分離政治的策略有效性以及兩岸實質性統一的認同基礎提出了關切和分析，頗具啓發性。這些實際上就是民進黨正在操作的台獨戲法，其分裂兩岸的共同民族基礎和政治認同的危害性不容低估。
對於中華民族而言，“民族”是歷史和實在的，其根基和脈絡是清晰和有序的，中國作為“不中斷文明”的民族基礎正在於此；需要“想象”和建構的不是作為共同體的中華民族本身，而是一種現代的民族國家法權與體系。“兩岸同屬一中”的“一中”既指涉作為政治共同體的中國本身，也指涉作為政治共同體之民族基礎的中華民族。由此展開，“九二共識”實際表達的是：其一，兩岸同屬於“一個中國”的主權，即主權具有唯一性和恒定性，聯合國第2758號決議⑯對此已有國際法上的明確承認；其二，兩岸中國人同屬於中華民族。所謂“一中各表”，衹是在兩岸之間限定範圍內的默契和便利處理，而不及於國際法空間及中華民族共同體本身。因此，兩岸同屬於實在而連續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是一個明確與堅實的客觀基礎，不存在“想象”的空間和分離的餘地。那麼，兩岸之間可以“想象”什麼呢？這正是“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意圖和使命所在：在“一個中國”的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下，由兩岸中國人就台灣和平統一及其治理秩序安排進行充分的民主協商和制度化。如果將中華民族“想象”為虛無，炮製錯誤的、去中國化的台灣民族論及其分離主義政治路綫，背離中華民族共同體及其政治國家的堅實基礎，那就屬於中華民族的公敵，是一種必須加以批判和鬥爭的“民族虛無主義”和分離主義。民族有堅實的歷史和制度基礎，當然也有“想象”和建構的成分，如果脫離歷史基礎而任意、過度地以“分離目的”進行扭曲想象，就不是民族與民族主義的合理化和正當化，而是一種分離和叛亂的違憲行為，需要加以嚴厲懲治。2005年的《反分裂國家法》為此而備，2020年的《香港國安法》也有專門的涉及台獨的懲治條款。中國旗幟鮮明開展反對“歷史虛無主義”的思想文化鬥爭以及推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不是一種“想象”行為，恰恰是對“想象”式分離主義的拒斥，以及對中華民族歷史與秩序實在性和統一性的維護。從中國長期歷史來看，追求統一是民族心智、民族意義和民族成就的主流和來源。⑰
在鄧小平“一國兩制”的思考中，主權問題不容談判，當然也就不能“想象”。英國人倒是很有“想象力”，包括三個條約有效論、主權換治權、“三角凳方案”甚至試圖推動香港以“新加坡模式”實現獨立，但是都遭到了中國方面的否定。中華民族與國家主權的唯一性對港澳談判適用，對台灣方案也適用。在兩岸和平統一進程中，“九二共識”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是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政治確認，從而提供了經由和平發展、兩岸融合及民主協商而達成最終和平統一的基礎與前提。國民黨模糊和抽象地回到了這一前提，但向前邁步積極回應“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意願并不強烈，且受到自身內部思想分化、島內泛本土化意識形態、選舉民主壓力及美國霸權壓力的多重約束。民進黨則意識到“九二共識”向前發展演變的和平統一前景及其政治結果，從而堅決拒斥這一共識，并采取一系列政治、法律和對外勾結的手段阻止從“九二共識”出發的兩岸和平統一進程的實質性啓動與落實。民進黨的國安五法和反滲透法，以及倚美謀獨的“一邊倒”路綫，造成兩岸和平統一進程的嚴重威脅。因此，中央提出黨在新時代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⑱，除了繼續堅持“九二共識”之外，還進一步明確了開展反台獨、反干預鬥爭及主動創造兩岸統一的時與勢。
從理論源頭上澄清“一個中國”的民族基礎與政治基礎的堅實性，排除掉有關分離主義理論對中華民族共同體與一個中國認同基礎的可能消解與侵蝕，是我們堅持“九二共識”、推進“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并最終實現兩岸和平統一必須要完成的基礎性思想論證與共識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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