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恢復交流互動30多年來，上述三套史觀及衍生的論述、政策基本上屬於三者並行、強弱有序的關係，但常常遇到“講不通、理不順、說不清”的問題。而北京“習馬會”上，習近平總書記的四點意見，從“中華民族共同體思想”的高度，並基於十八大以來對台工作實踐經驗，建構了“融合史觀”，這一史觀對上述三個史觀具有統御、貫通、整合的重大作用。
事實上，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思想理論體系，恰恰是從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台工作重要論述之中，積纍提煉、發展深化、創新升華而來：總書記率先提出“兩岸一家親”，其後發展為“中華民族一家親”理論；總書記率先提出“兩岸命運共同體”，其後發展為“中華民族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總書記率先提出“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其後發展為“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理論。
如果說總書記的“1·2”重要講話，是關於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綱領和政治主張，那麼北京“習馬會”的四點意見，則是習近平文化思想對國家統一理論的豐富和發展，主要有三點核心意義：
一是從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框架之下，深入思考兩岸和平統一的政治基礎、文化基礎、思想基礎之間的關係。二是從中華民族綿長福祉的脈絡之下，深入思考兩岸各領域、各階層、各界別交流交往、交融交心的方法論與路線圖。三是從“大一統”與“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歷史觀視域之下，深入思考兩岸關係現狀以及統一後“兩制台灣方案”。
“中華民族共同體思想”回答了兩岸關係的七個難點和問題
今年初《中華民族共同體概論》教材正式出版發行，這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思想理論化的重大里程碑，核心是明確了“中華民族”定義：“中華民族是中華大地各類人群浸潤數千年中華文明，經歷長期交往交流交融，在共同締造統一多民族國家歷史進程中形成的、具有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的人們共同體；在今天主要包括具有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的大陸各族同胞、香港同胞、澳門同胞、台灣同胞以及海外僑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