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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統一關乎中華民族的核心利益，是中國夢的必然組成部分。 |
中評社╱題：“一國兩制”台灣模式辨析 作者：楊立憲（北京），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台灣拒絕接受“一國兩制”，歸結為一點，就是對以“一國兩制”模式統一有恐懼，有擔憂，有懷疑，同時，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會堅定支持、保護台灣有幻想。
雖然台灣目前拒絕“一國兩制”，卻並不等於說“一國兩制”在台灣根本無實施的可能。為了讓台灣願意接受“一國兩制”，大陸除了要不斷增強自身的綜合實力，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吸引力，增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可信度，增強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威信及影響力，增強港澳模式的說服力等，還要就台灣方面關心的種種問題解疑釋惑。
序言
以“一國兩制”方式解決因內戰而遺留的台海兩岸分治問題，是中共領導人為解決台灣問題而提出的政治構想及主張，但機緣巧合首先應用在解決香港澳門回歸的實踐中。港澳回歸以來的治理情況表明，“一國兩制”實踐雖然不斷遇到這樣那樣的挑戰或問題，需要不斷發展完善，但總體上是運用成功的。通過港澳的實踐，人們對以“一國兩制”模式解決台灣問題增強了信心。
但毋庸諱言，迄今為止，“一國兩制”構想仍不為台灣主流民意（涵蓋泛藍和泛綠兩大陣營）所接受。其原因值得認真探討。習近平總書記在今年“1.2講話”〔1〕中提出，要“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這是對從事對台工作者及學者提出的任務和要求。筆者作為長期從事對台暨兩岸關係研究的學者，想就此問題談點管窺之見，以促進相關討論的深入。
一、台灣不接受“一國兩制”的原由
“一國兩制”構想從提出至今，台灣方面從未認真思考其可行性並予以接受。蔣經國當政時曾提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暨實行“一國良制”。李登輝主政初期制訂的“國家統一綱領”，基本延續蔣經國的大陸政策思路，主張“自由、民主、均富統一中國”。李登輝主政後期提出“階段性兩個中國”、“特殊兩國論”，實即推動“分裂合法化”。阿扁執政時期乾脆推行“一邊一國”、“正名制憲去中國”、“台灣前途由住民自決”的台獨路線。馬英九主政時期，雖然兩岸關係有了較大改善，但馬當局始終堅持“維持現狀”、“不統不獨不武”的立場，拒絕接受“一國兩制”統一構想。蔡英文總統乾脆直接拒絕“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並把“九二共識”與“一國兩制”混為一談，〔2〕舉執政之力制訂“因應及反制‘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指導綱領”，以此“作為國安團隊與行政部門因應這項挑戰的行動準則”。〔3〕就連當下台灣最紅的藍營政治人物韓國瑜，也不諱言“大部分人無法接受港澳式的一國兩制”。〔4〕
綜合來看，我方反對“一國兩制”的理由，主要有“吞併說”、“矮化說”、“共產化說”和“變卦說”等。
“吞併說”認為，在“一國兩制”下，台灣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雖可享有“高度自治”，但不能違背大陸的憲法與中共的旨意，兩地“本質上仍是一種主從關係，一制代表中央，另一制代表地方”，〔5〕這是“落入北京的陷阱，遲早要向北京納稅、受它指使”，如同“把凱蒂貓推到獅子的籠子”，〔6〕台灣人衹能享有鳥籠裡的“民主自由”〔7〕。
“矮化說”認為，“一國兩制”把台灣等同於港澳，這是“無視中華民國的存在”，無視台灣人民已經享有的一切自治權力，是對台灣的貶低。認為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國家”，〔8〕擁有自已的土地和人口，有自己的憲法法律及“國家象徵”符號，有最高且排他的自我管轄權和對外關係權，選民可以直接選舉各級行政首長和民意代表，而港澳則是中國從英國和葡萄牙手中收回的殖民地，從未獨立擁有台灣所擁有的這一切。港澳實施“一國兩制”是獲得從未有過的“高度自治權”，台灣則不是。所以，台“斷不可能接受‘一國兩制’”。〔9〕台灣前途由“住民自決”已成為“全島共識”，兩岸衹有在“對等”的基礎上才可以談未來。〔10〕
“共產化說”認為，在“一國兩制”下，大陸社會主義制度是主體，台灣的資本主義制度衹能為輔，且衹能在過渡時期存在，而且權力安排“由上而下”，台灣人不可以當國家領導人，“缺乏民主性”，〔11〕大陸對兩制的內涵與時效擁有解釋權與最後決定權，台灣“終須被迫放棄民主自由制度，完全接受中共設定及安排的制度”；“一國兩制”的目的，“是要中華民國向中共全面歸降，要台灣地區人民在一定時間後放棄民主自由制度”。〔12〕
“變卦說”認為，大陸實行集權體制，共產黨領導一切，人治大於法治，中共建制後政治運動不斷，法制權威不彰，人權得不到充分保障，有諸多說話不算話的先例，令人不敢相信中共領導人在統一前作出的種種承諾。易言之，一旦台灣接受統一，大陸完全可以依仗其執政優勢，在其認為必要、合適的時候，找藉口隨意更改諸如兩岸達成的統一法律，屆時台灣將毫無退路及“自衛”能力。
由上述說法可知，台灣對於實行“一國兩制”，一是恐懼，二是擔憂，三是不信任。之所以會產生這些看法，原因錯綜複雜，筆者試歸納出如下幾點。
其一，國共內戰後遺症。國共兩黨圍繞國家發展道路、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及執政權的鬥爭由來已久。近代史上，國民黨曾是中國的執政黨，國共兩黨曾兩次合作，但最終因分歧不可協調導致內戰爆發，國民黨戰敗被迫退踞台灣一隅，兩岸由此形成隔海對峙局面。這段歷史讓國民黨始終耿耿於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共政權在探索發展的道路上走過彎路，甚至犯過諸如反右、文革這樣的嚴重錯誤，這些更加深了國民黨的反共情結，並進而將國共恩怨轉化為台灣人民對大陸的敵視暨不信任。改革開放40年極大地改變了台灣同胞對大陸的觀感，國共兩黨也走上了和解的道路，但要去除兩黨將近百年來結下的心結，建立政治互信，實現兩岸整合暨統一，絕非易事。該黨對“一國兩制”的標準回應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即實行“一國良制”。
其二，國際冷戰格局影響。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際社會分成兩大陣營：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和以前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兩大陣營尖銳對峙，兩岸自然分屬於兩端。美國把台當作“亞洲反共第一島鏈橋頭堡及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不遺餘力加以扶持，極大地阻撓了中國的統一大業。1990年代兩大陣營冷戰宣告結束，但因是以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集團解體為標誌，故非但不利於兩岸統一，還激勵了台灣在美國支持下繼續與大陸對抗。進入新世紀以來，雖然經濟全球化、國際關係多極化成為潮流，但冷戰餘緒仍在，美國仍在處心積慮地利用台灣來遏制和演變社會主義的中國，這顯然不利於台灣接受“一國兩制”。
其三，兩岸實力及發展不平衡。從兩岸綜合實力比較上看，台灣在經濟社會發展程度上領先於大陸，如人均GDP、人均分配所得、人均受教育程度和人均擁有財富等，均比大陸強。但大陸人多地廣資源多，實行改革開放後，經濟社會國防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等各項事業，均獲得全面快速發展。目前，大陸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有七八個省份的經濟總產值已超過台灣。1990年代初台灣GDP總額占大陸45%左右，到2018年衹占4%了。〔13〕大陸政權獲得國際承認的數量，在國際社會的地位、發言權和影響力，更是台灣無法望其項背的。這樣的實力對比差距及其發展趨勢，造成台灣社會面對大陸時心態極其矛盾暨不平衡：一方面是羡慕嫉妒，甚至有些自卑，另一方面則是不服氣、不甘心、不相信。影響所及，台對“一國兩制”構想充滿恐懼，擔心統一後台灣會成為大陸的盤中餐、囊中物，予取予求。
其四，台與港澳情況不同。港澳原是英國和葡萄牙治下的殖民地或租借地，中國政府是與英葡政府談判後，方使港澳回歸中國統治，“一國兩制”賦予港人和澳人從未有過的高度自治權。台灣則不同。台於1945年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回到中國懷抱，1949年雖因內戰原因與大陸隔海分治，但始終置於中國人自己管轄之下，本就有“高度自治權”；“一國兩制”在台看來，並沒有賦予更多的權力，反而要剝奪所謂的“獨立主權”，這是對台的“歧視”、“矮化”和“吞併”，故打內心眼裡不願意接受。此外，港澳回歸後在“一國兩制”適應上多少存在一些問題，這也成為台獨勢力故意扭曲和詆毀“一國兩制”的口實。
其五，島內政治變遷的影響。大陸最初提出“一國兩制”構想時，寄望於在台長期掌權的國民黨與中共實行第三次合作，但將近40年過去，台灣的政治生態早已本土化、多元化和台灣化，國民黨已由獨大黨變成眾多競爭黨之一，主張台獨的民進黨一躍成為台灣政壇主要政黨及國民黨的頭號競爭對手，“台灣前途自決”漸成為所謂的“台灣共識”。政黨政治暨選舉政治的實施，驅使台各政黨紛紛向民粹政治靠攏，以討好選民、爭取選票作為執政的主要途徑。在這種背景下，台獨大行其道，統派處境艱難，“一國兩制”被汙名化和妖魔化，就連推動兩岸交流都要冒很大的風險，弄不好就會被扣上“聯共賣台”的罪名，這使得“一國兩制”在台根本沒有理性探討的空間。此外，兩岸長期對立分治，極大地影響了台灣同胞對祖國的瞭解和認同，甚至出現了所謂的“天然獨”。
其六，國際社會公投風盛行的影響。冷戰結束後，國際社會再次出現了公投自決的風潮，先後有數十個國家內部出現了舉行獨立、自治或明確地位的公民投票，有的公投成功達到目的，有的則宣告失敗或不被承認。如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獨立、前南斯拉夫國家分裂、東帝汶脫離印尼、南蘇丹脫離蘇丹、厄立特里亞脫離埃塞俄比亞等獲得成功，而波多黎各申請成為美國第51州、魁北克脫離加拿大、蘇格蘭脫離英國、加泰羅尼亞脫離西班牙、百慕大脫離英國、庫爾德斯坦脫離伊拉克、托克勞擺脫新西蘭託管等則宣告失敗。還有些則處於爭議狀態，如克里米亞舉行脫離烏克蘭、加入俄羅斯公投，獲97.47%票支持，俄羅斯宣佈承認並予以接納，但烏克蘭和聯合國大會投票予以否決。〔14〕這些公投很多已超出了二戰後殖民地謀求民族獨立的性質，例如魁北克、蘇格蘭和加泰羅尼亞等地的獨立公投，以及波多黎各想成為美國第51州的公投等，在某種意義上更像是民粹的宣示，而且有些成功了，有些則失敗了。但無論結果如何，蔚然成風的公投運動在國際社會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對台獨分裂勢力推動公投自決是很大的鼓舞。
綜上所述可知，台灣拒絕接受“一國兩制”，既有歷史原因，也有現實原因；既有政治原因，也有經濟社會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因；既有國際原因，也有兩岸的原因。無論何種原因，歸結為一點，就是對以“一國兩制”模式統一有恐懼，有擔憂，有懷疑，同時，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會堅定支持、保護台灣有幻想。
二、大陸為什麼主張“一國兩制”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必須回答為什麼要實現兩岸統一的問題。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上，兩岸完成統一符合包括兩岸人民在內的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和長遠發展利益，關乎全體中華兒女的情感與尊嚴，是中國夢的兩大組成部分之一。
中國自秦始皇統一以來，始終以單一制大一統形態為主，2000多年雖歷經分分合合，但分裂總是暫時的，統一則是主流，是相對持久恒長的統治狀態。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認為，中國歷史的興衰治亂和國家分合之間關係密切，統一出盛世，分裂則必然造成社會動亂，故統一是關係中國存亡和長治久安的大問題，是“頭等大事”和“根本要圖”；以中國的土地、人民、物產等條件，一旦統一，將會形成對國家建設和發展的巨大推動力量，“將來定可為世界一等強國”。〔15〕世界歷史也證明，國家分合是國運興衰的關鍵要素。
台灣自古就是中國的領土，是中華民族最早發現、開發和經營了這塊土地。明朝統治時期，台灣先後遭到荷蘭、西班牙殖民者的入侵，但最終都被中國人所驅逐。清朝連續統治台灣長達212年之久。清末中國積貧積弱，日本趁機發動甲午戰爭，迫使清政策簽訂屈辱的馬關條約割讓台灣，但僅僅50年時間，中國便打敗了日本侵略者，重新恢復對台灣行使主權。1949年後，台灣因國共內戰原因與大陸隔海對峙，但兩岸關係並非國與國關係，而是中國內戰的延續，統治台灣的仍是中國人，兩岸現行的根本大法均將兩岸領域界定為“國土”。中國大陸從未動搖過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解決台灣問題的意志和決心。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也普遍認同台灣屬於中國的“一中原則”。
從台灣生存發展的角度看，台灣前途在於國家統一，台灣同胞福祉繫於民族復興。兩岸一水之隔，同文同種，禍福相依，命運與共。台灣的島嶼環境和以外貿為主的淺碟子經濟特徵，決定了其發展離不開祖國大陸。1979年以來，兩岸經過近40年的經濟、社會和文化交流，已進入融合發展階段，大陸已成為台灣第一大投資對象、第一大交易夥伴和最大的順差來源；1997年之後，亞洲及國際社會連續爆發金融危機，若不是大陸的有力幫襯，台灣是決不可能安然度過的。從台灣安全的角度看，衹有以繁榮富強穩定的祖國大陸作靠山，打造一個和平發展、互利雙贏的兩岸關係，才是台灣長治久安的根本保證；靠花錢買武器傍大款與祖國作對，不啻於請鬼開藥單走進死胡同，思路完全錯了，衹能給台灣人民帶來災難。
從大陸安全的角度看，台灣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它是祖國大陸東南“七省之藩籬”、“東南之鎖鑰”，對大陸對外開放、經略海洋和防範外來侵略等，意義重大。“衹要台灣不同大陸統一，台灣作為中國領土的地位是沒有保障的”。〔16〕歷史上台灣數度被列強覬覦強佔，不僅僅因為台灣具有西太平洋海上交通要道的價值，而是它與中國大陸聯結密切，控制台灣可以成為侵略中國的跳板，且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控制中國東南出海口，控制中國向外發展。也因此，某些世界列強總是處心積慮在兩岸之間挑撥離間，玩弄“以台制華”的把戲，阻撓中國的統一大業。目前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中，唯有中國尚處於內戰分治狀態，這是華夏兒女心頭之痛，重新崛起的中華民族，決不可能允許這種現象永遠存在。
因此，在兩岸要不要統一的問題上，根本沒有選擇的餘地，中國人民絕不容許台灣再次從中國分裂出去，要討論的衹有如何統一和何時統一的問題。
在如何統一問題上，存在著兩種選擇方式：一是武力統一，二是和平統一。縱觀古今中外的歷史，統一大業多采武力方式達成，鮮少和平統一成功的案例。中國歷史上九次大一統，均以武力方式達成。但武統必然付出高昂的代價：不僅同室操戈、生靈塗炭、遺患無窮，而且會對國家資源和人民世代辛苦積攢的財富造成極大的損毀，重創民族的生機活力，甚至給外敵入侵造成可乘之機（日本在1930年代入侵中國，就是瞅準了中國內戰的機會）。因此，孫子兵法云：攻城為下，攻心為上；不戰而屈人之兵乃上上策。二戰結束後，世界各國人民千方百計地維護和平，防範戰爭再次發生。冷戰結束後，和平發展已然成為全世界的共同語言暨時代潮流。因此，除非萬不得已（例如傷害國家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中國共產黨決不會選擇武力方式統一。
究竟怎樣做才能達成和平統一的目標呢？筆者認為，和平統一至少要具備如下的條件：一是對立的兩造均有和平統一的願望；二是要滿足雙方最低限度的要求暨兼顧彼此的核心利益；三是開展平等協商談判，循序漸進。
如果對立的雙方或一方根本沒有統一的願望，就很難言及和平統一。但願望一定是建立在保障核心利益的基礎之上的。所謂核心利益，是指關乎存亡以致於難以進行交易或退讓的重大利益。當代中國的核心利益包括：國家主權獨立、領土完整、國家安全、國家統一、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穩定、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等。〔17〕台灣問題及兩岸關係定位均關乎到中國的核心利益所在。台灣也有自己所標榜的“核心利益”，如：生存安全、民主政治、自由經濟、依法治理、均富社會、保障人權、“前途自決”等。顯然，兩岸的核心利益存在著共同點，如對民主、自由、均富、法治、安全的保障與追求；也有不同點，如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生活方式；更有尖銳衝突點，如國家認同、“前途自決”等。和平統一需要雙方在核心利益認知上予以整合，儘量尋找雙方利益的最大公約數暨平衡點。
細分析可知，兩岸對核心利益的認知並非截然對立，不可整合。例如對“民主”的認知，大陸實行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專政，將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和依法治國相統一，主張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而台灣則實行體現權力制衡的政黨政治、選舉政治和議會政治，主張“一人一票、公平競爭”，兩造的本質都是要求人民當家做主。台灣主張“社會均富”，大陸則主張“共同富裕”，二者的目標實為一致。台灣主張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大陸也主張“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18〕二者在本質上亦無不同。大陸過去在法治方面存在不足，但現在“全面依法治國”已成為建設現代化國家的根本遵循。最關鍵的是，兩岸同文同種，都受中華傳統文化的薰陶，在價值觀上都打著中華文化的烙印；兩岸同胞命運與共，共同利益遠大於分歧。
毋須諱言，兩岸最大的差異就是現行社會制度不同。大陸實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台灣則實行西方式的資本主義。由於長期對立分治並受冷戰格局影響，雙方的政治意識形態相對固化，整合起來不太容易。但如果雙方都能認識到，兩岸的核心利益並無本質對立，都必須以民生福祉為上，整合就不難；反之，則不容易。為了實現和平統一目標，兩岸必須尋求最大公約數，最大限度求同存異化異。為此，可以開展平等協商，就統一的步驟、方案等進行談判，乃至討價還價，最終達成共同接受的協議。習近平指出：“和平統一，是平等協商、共議統一。兩岸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問題是影響兩岸關係行穩致遠的總根子，總不能一代一代傳下去。”〔19〕由於統一問題涉及到的內容和內外環境錯綜複雜，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須要有耐心，循序漸進地向前推進。
客觀地說，以“一國兩制”方式來達成和平統一，兼顧了兩岸的實際情況，找到了雙方利益的最大公約數暨平衡點，是實事求是、合情合理的。
首先，“一國兩制”符合結束兩岸政治對立、實現國家領土主權完整和治權整合的統一要求。按照公認的國際法，一個國家衹能有一個合法的中央政府在國際上代表它行使主權。目前兩岸均在國際社會聲稱自己是“主權獨立國家”，這是70年前國共內戰遺留下來的問題，是不正常的政治現象，必須予以整合。整合的主要路徑，應是重新制定一部為兩岸所共同認同並遵守的根本大法，應用範圍涵蓋包括台港澳在內的全中國領土，結束目前“兩部憲法”衝突並存的局面；應該有一個統治權涵蓋全中國且是對外唯一合法代表的中央政府，結束目前“兩個中央政府”並存的局面；應該統一國防、外交等屬於統一國家的中央政府的權力，結束目前兩岸軍事對峙、外交競爭的局面等。
鄧小平曾針對“台灣完全自治”的說法指出：“問題的核心是祖國統一。”“我們不贊成台灣‘完全自治’的提法。自治不能沒有限度，既有限度就不能‘完全’。‘完全自治’就是‘兩個中國’，而不是一個中國。我們承認台灣地方政府在對內政策上可以搞自己的一套。台灣作為特別行政區，雖是地方政府，但同其他省、市以至自治區的地方政府不同，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區所沒有而為自己所獨有的某些權力，條件是不能損害統一的國家的利益。”〔20〕
其次，“一國兩制”體現了尊重、照顧、包容差異的務實精神。除了憲政、外交、國防等象徵國家統一的法律、機制和許可權應予以整合、協調外，其餘一概維持現狀。鄧小平曾設想，“祖國統一後，台灣特別行政區可以有自己的獨立性，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的制度。司法獨立，終審權不須到北京。台灣還可以有自己的軍隊，衹是不能構成對大陸的威脅。大陸不派人駐台，不僅軍隊不去，行政人員也不去。台灣的黨、政、軍等系統，都由台灣自己來管。中央政府還要給台灣留出名額。”〔21〕習近平也表示：“一國兩制”的提出，本來就是為了照顧台灣現實情況，維護台灣同胞利益福祉。“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會充分吸收兩岸各界意見和建議，會充分照顧到台灣同胞利益和感情。在確保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前提下，和平統一後，台灣同胞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將得到充分尊重，台灣同胞的私人財產、宗教信仰、合法權益將得到充分保障。〔22〕顯然，“一國兩制”的台灣模式將較之港澳模式更加寬鬆，自治程度更高。
三、“一國兩制”台灣模式的失與得
蔣經國在世時，曾提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口號，作為對中共提出的“一國兩制”的回應。1991年台灣“國統會”發佈《國家統一綱領》，主張兩岸“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共識，共同重建一個統一的中國”。〔23〕馬英九也多次聲稱：“兩岸間不應該是政權之爭，不應該是統獨之爭，不應該是國際空間之爭，而應努力在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核心價值上，彼此激勵，相互提升。”〔24〕潛台詞均是：“一國良制統一”。這樣的說法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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