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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阻止中國GDP 超越，特朗普的策略就是美國自己經濟引擎全開，同時給中國設置障礙。 |
中評社╱題：“印太戰略VS貿易戰：美國遏中戰略的矛盾與衝突” 作者：羅慶生（台灣），淡江大學整合戰略與科技中心研究員
川普從各國吸血、獨厚美國經濟的做法，固然增加了成功阻擋中國超越的機會，但拒絕提供公共財必然影響美國的領導地位。這表示川普是以喪失霸權方式從另一個面向維持霸權；如此即便成功，美國也不再是“領導型”霸權，而是透過經濟制裁或貿易報復建立權力的“宰制型”霸權。
一、前言
自從川普政府《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中國列為“戰略競爭者”後，“印度-太平洋地區”這詞彙就正式進入美國官方文件中。雖然這一般慣稱為“印太戰略”的實質內涵迄今未描述清楚，但其遏制中國崛起的針對性，以及作為戰略指導的長期性卻相當明確。歷史超過70年的“美國太平洋司令部”改名為“美國印太司令部”，即印證了美國對“印太戰略”的重視與貫徹的決心。
《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是美國國安會、國務院、國防部等安全團隊的傑作；然而，相對這些建制派官員對印太戰略的積極，川普總統本人對此一遏制中國的戰略卻顯得有些興趣缺缺。除了一上任就退出、而美國一退出就等同瓦解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之外，這位被戲稱為“推特治國”的總統，即便在“印太地區”成為官方術語後也極少在推文中提到，甚至還將缺席11月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峰會與東亞峰會，由副總統代打。川普似乎沒有興趣在外交場域扮演主導角色，或藉機爭取盟友；因為以美軍聯合指揮部改名的相同邏輯，美國應主張將“亞太”經合會擴充為“印太”，並積極爭取印度參與，才符合印太戰略的構想。
同樣是戰略上遏制中國，川普感興趣的是“貿易戰”。從年初發出關稅威脅，到7月6日啟動對中國輸美總值340億美元商品、8月23日再啟動對160億商品徵25%關稅，而後更進一步警告將加稅2,000億甚至對中國全部輸美商品都課高關稅，中美貿易戰愈打愈激烈。川普也表現出高昂的鬥志與決心，經常從推特發文或在演講中強調。川普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要阻擋中國超越美國。8月21日在西維吉尼亞州造勢活動的演講中即指出：“在我剛當選的時候，美國正朝著一個方向前進，那就是容許中國在極短時間內變得比我們更強大。但現在，這件事再也不可能發生。我不會讓它發生。”
川普有自己的、和他那些主管國家安全的建制派官員不同的遏中戰略，這造成戰略實踐上的矛盾甚至衝突。最顯著的差異是對盟國的態度，印太戰略需要爭取盟邦聯合抗中，但川普貿易戰不僅針對中國，砲火也指向傳統盟邦。這是因為兩者有不同且無法調和的理論基礎與邏輯，因此遏制中國雖然是美國政治菁英的共同目標，在戰略實踐上卻出現矛盾。
二、印太戰略的理論基礎
戰略是手段與目標的連結；從表象上看，印太戰略與貿易戰的主要差異在手段：前者重視外交與軍事結盟，後者則強調經濟與貿易優先。至於何者較佳，則從大戰略 – 與國家生存發展相關的戰略層級 – 角度，衹要能達到遏制中國崛起、維持美國霸權的目的，則無論採何種手段，都沒有合理與否，或彼此排斥的問題。實際上操作得當，還可以相輔相成。美國國際關係學者羅斯肯恩（Richard Rosecrance）與史汀（Arthur A. Stein）即主張，國家要考慮可以支配的全部資源，以有效運用確保平時和戰時的國家安全。對全球唯一超強的美國來說，所謂國家安全、全球領導地位與霸權，其實是同個概念的不同面向。
問題在表象背後的理論基礎與邏輯不同。建制派的“印太戰略”非常重視盟邦角色，理論基礎甚至可以推到1970-80年代的“霸權穩定論”。
當時在國際關係理論第二次大辯論後，新自由主義學者辛德柏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基歐漢（Robert Keohane）與新現實主義學者吉爾平（Robert Gilpin）修正了現實主義假設，認為國際並非純粹的無政府狀態，而是有秩序的層級結構，最頂端的就是霸權；而霸權的功能，就是維持該國際體系的秩序。他們用經濟學的公共財（public goods, 或譯為公共產品）概念來解釋霸權的運作，主張國際政治秩序，以及國際經濟中的自由貿易、國際貨幣與合作機制的建立等，都屬於國際公共財的範圍，霸權作為國際政治秩序的創造者與國際經濟秩序的穩定者，提供國際公共財給其他國家“搭便車”（free rider），一方面建立對自己有利的規則而從中得利，二方面則促成全球政治與經濟秩序的穩定發展。
在這理論中，美國是“去宰制”的領導型霸權，她並非倚靠軍事武力或武力威脅的強制性懲罰構建權力，而是透過其所建立的國際政治與經濟規則領導世界。因此當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主導“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成立，並表示要提供公共產品，讓各國都能搭中國經濟發展的“便車”時；對美國來說就是建立新的規則並爭取追隨者，也就是挑戰她的全球領導地位，或者說霸權。
這使得中美霸權的競爭，成為領導力的競爭。也就是誰的追隨者多，整體實力愈龐大，誰的霸權就愈穩固。
因此，面對中國在領導力上的挑戰，美國除了穩固她的傳統盟邦外，還要提供新的公共財，以爭取更多非盟邦如越南、馬來西亞等成為追隨者。這是歐巴馬政府提出“重返亞洲”政策與“亞太再平衡”戰略，並大力推動TPP的原因。TPP刻意排除中國參與，本質是為孤立中國而成立的自由貿易經濟圈，而美國為了爭取更多追隨者，在貿易規則上做了相當程度的讓利，讓圈內國家能夠更容易地將商品賣到美國，同時卻能保護自己不具競爭力的產業。美國雖然吃點虧，但依據“霸權穩定論”，提供公共財原本就是維持霸權的成本。
雖然換黨執政，但川普政府建制派所提出的“印太戰略”，仍是歐巴馬政府“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升級版；衹是一方面將中國的定位從“戰略夥伴”修正為“戰略競爭者”，二方面將爭取盟友的地區從亞太擴展到印度洋國家。然而區域的擴大將使美國無力全面關照盟友，因而強調支持與協助對中國崛起感到疑慮不安的國家，而不再由美國自己出面對抗中國。
“印太戰略”加入了國際關係學者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所提出的“離岸平衡”（offshore balancing）理論。這位攻勢現實主義者體認到美國國力有限，不能單方面、無限制地對他國提供安全承諾與保障，而必須要獨立國家或政權受到外在威脅、向美國求助時，才提供協助。
因此從遏制中國的角度，“印太戰略”修正了歐巴馬時代，由美國領導盟邦對抗中國的做法，改為美國扮演“離岸平衡者”角色，鼓勵與支持對中國崛起感到不安的國家如日本、澳洲、印度……等對抗中國，而美國衹在適當時候介入，以將國力做最有效率的運用。這才有足夠國力將地區概念從“亞太”擴大為“印太”，而爭取更多盟友遏制中國。
基於以上理論，美國建制派的戰略邏輯是：要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必須提供更多公共財以爭取更多追隨者，同時還需要盟邦的積極合作，才能在美國支持下，共同達到遏制中國崛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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