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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十九大報告的涉台論述，也是未來一段時期大陸的對我方略。 |
中評社╱題：習近平的對台政策方略 作者：趙春山（台灣），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報告涉及對台工作部分的論述，可以視為今後一個時期中共的對台政策方略。荀子《王霸篇》記載：“鄉方略，審勞佚，謹畜積，脩戰備，齺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當。”。所謂方略，指的就是方法與謀略。
習近平把統一視為歷史的任務
十九大報告把“完成祖國統一”、“實現推進現代化建設”和“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並列為中共的“三大歷史任務”。這一提法承續了鄧小平在八零年代初期的說法。1980年1月16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幹部會議上指出，中共八零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第一件事，“是在國際事務中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第二件事，“是台灣歸回祖國，實現祖國統一”；第三件事，“要加緊經濟建設，就是加緊四個現代化建設。”鄧小平認為，三件事的核心是現代化建設，是中共當時解決國際問題和國內問題的最主要條件。根據鄧小平的說法，“台灣歸回祖國、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的事情能提到具體日程上來，也是由於在國內和國際的工作中取得重大成就的結果。”鄧所指的成果，在對內方面，應是中共1978年底舉行“十一屆三中全會”完成撥亂反正，把“全黨全國工作的重點，從以階級鬥爭為綱，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面推動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的政策；在國際事務方面，中共取得的重大成就，則集中反映在“中日和平條約”的簽訂，以及中美關係的正常化。
習近平把統一視為歷史的任務，這是因為他是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高度，來看待中共眼中的“台灣問題”。既然統一是要為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服務，因此是一件長期的工作，欲速則不達。何況，習近平所強調的是和平統一，不是武力統一；是追求兩岸心靈契合下的統一，而非同床異夢下的統一。
很明顯的，習在十九大報告中，並沒有為統一設下時間表。回顧鄧小平於1983年3月30日，會見美國眾院議長奧尼爾時說，八零年代的三大任務實際上不只限於八零年代、九零年代，甚至九零年代以後都必須加以堅持。鄧認為“這是擺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要考慮和堅持的三大任務。”
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對台工作方針；雖然他像鄧那樣，沒有為統一的時間設限，但因把對台政策和“兩個一百年”的民族復興進程相提並論，故不會坐視“台灣問題”久拖不決。因此，在當前兩岸處於和平發展的階段，習還是會把“反獨促統”列入議程，作為新時代中共對台工作的重點。
“反獨”是以民進黨政府為主要對象。2016年1月，民進黨再度取得台灣執政地位後，由於民進黨的“台獨黨綱和蔡英文總統的拒絕承認“九二共識”，加上她被認為具有參與“兩國論”的歷史背景，中共對蔡政府的台獨傾向深感疑慮。習近平把過去所提的“六個任何”，即“絕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政黨、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納入十九大報告，說明這就是他反對台獨的一個底線思維，是習在事關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上，為蔡政府的大陸政策劃上了一條紅線。為了強化反對台獨的決心，中共根據“反分裂國家法”，保留了對台用武的可能性，但中共仍強調，用武不是針對廣大的台灣人民，而是針對一小撮主張台獨的分裂主義分子。針對台獨，這就是中共“脅之以力”的做法。
儘管如此，習在十九大報告中，還是開啓了兩岸以“談判代替對抗”的一扇機會之窗。習強調，“承認‚九二共識‛的歷史事實，認同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兩岸雙方就能開展對話，協商解決兩岸同胞關心的問題，台灣任何政黨和團體同大陸交往也不會存在障礙。”習特別把實現兩岸領導人的歷史性會晤，作為他過去五年對台工作的一項重大成果。我們認為，“馬習會”能順利舉行，就是歸功於雙方擁有“一中”和“兩岸同屬一中”的共同政治基礎。這就是一個“歷史事實”。
“促統”則是以台灣人民為訴求對象。一般認為，三十年的兩岸交流過程，並沒有在台灣內部建立統一的共識；相反的，多數民調數字顯示，雖然大多數台灣民眾主張維持現狀，但贊成“獨立”和“維持現狀後走向獨立”的人數比率，始終高於贊成“統一”和“維持現狀後邁向統一”的人數。針對這點，習採取的方略先是“動之以情”和“曉之以理”，繼而“誘之以利”。例如，習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兩岸同胞是命運與共的骨肉兄弟，是血濃於水的一家人。”他會秉持“兩岸一家親”理念，“尊重台灣現有的社會制度和台灣同胞生活方式”，“願意率先同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的機遇”，以及將“擴大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實現互利互惠，逐步為台灣同胞在大陸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與大陸同胞同等的待遇，增進台灣同胞福祉。”
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十九大報告的涉台部分，並未出現他過去曾強調的“融合”二字；但一般認為，習對兩岸交流的看法，已足以反映他對台思想中的經濟和社會融合概念。交流的任務即在促進兩岸的融合發展，交流可以“求同存異”，融合則必須“求同化異”，即必須為兩岸的和平統一目標，建立強而有力的物質和精神基礎。
除了在經濟上提出系列惠台措施外，我們認為“推動兩岸同胞共同弘揚中華文化，促進心靈契合”，是報告中最突出的部分。習非常強調“文化自信”，認為這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以及一個政黨對自身文化價值的充分肯定和積極踐行，並對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的堅定信心。”習強調“無論哪一個國家、哪一個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丟掉了思想文化這個靈魂，這個國家、這個民族是立不起來的”；在習近平的思想領域中，他特別重視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認為它“可以為治國理政提供有益啟示，也可以為道德建設提供有益啟發”；習近平強調，“沒有文明的繼承和發展，沒有文化的弘揚和繁榮，就沒有中國夢的實現”。我們認為，習近平之所以強調兩岸文化交流的重要性，目的就是要強化台灣民眾對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的認同，期盼能因此掃除台灣民眾對統一問題存在的心理障礙。
對台政策方略受三項環境因素的考驗
儘管習近平的對台政策方略，有理想、有目標、有方法，但能否具體落實，還必須接受下列三項環境因素的考驗：
一，大陸要能繼續把自己的事情做好。鄧小平早在八零年代初就說過，“台灣歸回祖國、祖國統一的實現，歸根到底還是要我們把自己的事情搞好。經濟發展了，我們實現統一的力量就不同了。”從鄧小平的觀點看，在諸多要務之中，“主要是必須把經濟建設搞好”。我們發現，在習近平上任後的多次講話中，他也表達了和鄧小平同樣的看法。然而，以中共目前的處境看，把自己的事情搞好，已不是單純的經濟建設問題，而是經濟基礎改變可能引發的上層建築問題。中國大陸幅員廣大，鄧小平當初採取先讓部分人和部分地區富起來的策略，有不得已的苦衷，然而符合現實環境的需求。但經濟發展留下如何“同富”和“均富”的問題，卻讓他的繼任者必須概括承受。其中，尤以涉及社會公平正義的分配問題最難處理。習近平充分認識這種“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問題，因此，他在十九大報告中強調，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時刻，中國大陸的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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