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國的明顯強大，同時堅持貫徹執行並有效創新睦鄰友好合作的周邊外交政策，是保持中國周邊環境總體和平穩定的最重要基礎性因素
2010年以來，中國GDP總量穩定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亞洲第一大經濟體。這對中國周邊環境產生了重大影響，而且既有負面影響，也有正面影響，但正面影響遠大於負面影響。
早在上世紀90年代，冷戰結束不久時，美國及其它一些國家的某些人，就開始散佈“中國威脅論”。2010年以來，隨中國綜合國力的持續較快增強，“中國威脅論”對美、日及其它一些國家對華政策的影響更加明顯，成為他們企圖遏制、圍堵中國的主要藉口，從而導致我周邊環境局部緊張動盪的加劇。但事實顯示，大多數的中國周邊國家，對於一個強大的中國卻有完全不同的認識。他們沒有接受“中國威脅論”，反而認為一個強大的中國，特別是未來中國持續、進一步地強大，給他們帶來了，並將持續帶來重要的發展機遇。所以，2010年以來，這些國家不僅繼續保持、發展各自與中國的雙邊友好合作關係，而且積極參與中國宣導、推動的各個地區多邊經濟安全合作組織與機制，包括：上合組織、中國——東盟自貿區及多個中國——東盟合作機制。特別在2014年後，中國關於一帶一路建設、建立亞投行兩項重大戰略行動，更是得到大多數周邊國家的熱烈回應和積極參與。事實清楚表明，大多數周邊國家與中國友好合作的不斷增強，特別是這些國家熱烈回應，積極參與中國宣導、推動的地區多邊經濟安全合作，其影響大為超過了“中國威脅論”的負面影響，是導致中國周邊環境總體和平穩定的基礎性因素。
中國的明顯強大是客觀存在的事實，而各周邊國家對中國強大如何反應，取決於這些國家長期以來，各自對中國不同的認識和對中國未來走向的不同判斷。事實顯示，中國的周邊外交政策對此有決定性影響。1949年以來，周邊外交一直是中國外交的關鍵內容，在幾十年中取得了巨大成就，構建並保持、發展了我周邊環境長期的總體和平穩定。2010年以後，在中國明顯強大，必然引發與周邊國家關係重要變化的新形勢下，2013年10月，中共中央史無前例地召開了“周邊外交工作會議”，對中國幾十年的周邊外交做了深刻、認真總結，對中國明顯強大後的周邊外交做了全面規劃、周密部署。筆者2015年8月在《中國評論》撰文提出，這次會議的精髓是進行中國周邊外交的創新。包括：以構建“命運共同體”為目標的戰略創新，以“親誠惠容”為核心的理念創新；以“包容開放”為基礎的政策創新；以“合作共贏”為前提的規則創新。從會議召開至今近三年中，如前述的中國周邊環境總體和平穩定的不斷強化鞏固，充分顯示了這次會議成果的重大意義和深遠影響。可以肯定，中國的周邊外交政策必將在堅持既定原則的基礎上，與時俱進，不斷創新，從而保證中國周邊環境的總體和平穩定，得以持續保持並更加強化鞏固。
3、某些周邊國家的戰略調整、政策變化，對於引發中國周邊環境局部緊張動盪，有著不可忽視，但又有限的影響。
進入本世紀，和平與發展仍然是基本的世界潮流。但也有個別國家逆潮流而動，企圖否定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形成的國際秩序，重新謀求霸權，如日本。這是世界發展變化多樣性、複雜性的表現，並不值得驚訝。這樣的國家及其影響存在於中國周邊，對於中國周邊環境出現局部緊張動盪，有不可忽視但又有限的影響。在中國明顯強大後，他們的這一表現更為突出。從上一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日本出現了以成為“正常國家”為訴求的右傾化傾向，一些右翼政客在此後二十年中相繼執政。儘管他們的國內政策不盡相同，但外交、安全政策都越來越明顯地力圖通過否定戰爭罪責，改變二戰後的國際秩序；極力解禁集體自衛權，修改和平憲法，保證日本得以“發揮更重要國際作用”等，爭取日本在亞太地區，甚至世界的領導地位。為此，日本日益明顯地視中國為其最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從而大為激化了中日釣魚島主權歸屬爭端，使之成為中日的戰略博弈。此外，日本還積極插手、干涉南海爭端，配合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對中國圍堵、遏制。顯然，日本的作為是東海、南海爭端近年明顯激化的不可忽視的因素。
但是如前所述，即使右翼立場最鮮明的安倍晉三首相，在大為激化中日釣魚島主權歸屬爭端中，其做為也有著明顯限度。不僅表現出不因爭端而嚴重損害中日關係的願望和相關行動，而且激化爭端的具體措施實際都留有餘地，以避免爭端嚴重升級而失控。這是中國明顯強大後，中日關係對日本國家利益的正面影響更為突出，而且將長期存在所決定的。另外，也與美國對華政策突出的雙重性密切相關。這些都將長期存在，並對日本的相關政策產生重大影響。
幾點結論
一、2014年以來，中國周邊的局部緊張動盪明顯加劇，受到人們高度關注。事實證明，美國加大推進亞太再平衡戰略力度，插手、干涉東海、南海爭端，導致中美關係進入新的摩擦多發階段，直接推進了這一事態發展。但實際上，無論朝鮮半島局勢再度緊張，還是東海、南海爭端激化，都不是冷戰時期東西方對抗的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的再現，而具有了新的形式、內涵和性質。實際上，美國戰略目標是，保持並強化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領導地位，但美國又充滿力不從心的焦慮。這決定了，美國以國際秩序維護者、國際規則制定者、國際衝突仲裁者的面目，插手、干涉中國周邊的國際事務，以對中國遏阻、圍堵。所以，美國與中國的爭端，在深層次上，就是制定和維護國際規則、國際秩序之爭，而不是傳統意義的地緣利益之爭。顯然，這種變化將導致中美爭端受到更多制約，從而更難於對中國周邊環境形成全面性衝擊。
二、中國周邊環境總體保持和平穩定，是有重大意義的客觀事實，但卻往往沒有受到足夠重視。中國周邊環境總體保持和平穩定的基本內涵是，在中國周邊沒有發生有全域性影響戰爭的可能。這同時也表示，局部動盪的加劇都不具有對中國周邊的全域性影響，都只具有明確的“局部性”。2014年以來，中國周邊保持總體和平穩定，最基本的原因是，周邊國家冷戰結束以來，一直都在不同程度上，堅持和平發展的國家戰略，只有日本除外。2014年以來，中國周邊的總體和平穩定還不斷有所加強。主要是在中國明顯強大後，周邊外交不斷創新決定的。由中國宣導並積極推進的、新型的地區多邊經濟安全合作組織和機制，如上合組織、一帶一路建設、成立亞投行等等，在大為促進中國與周邊國家雙邊友好合作的同時，更為強化區域經濟安全多邊合作，開創了新模式，從而更進一步鞏固、強化了中國周邊的總體和平穩定。
三、中國周邊總體和平穩定和局部緊張動盪同時存在，而且和平穩定不斷強化，局部緊張動盪持續受到制約，是2014年以來中國周邊環境出現的新特點。這一特點集中表現了，中國明顯強大後與周邊國家關係的變化。這是當前和未來相當長時期中，我周邊環境的常態。這仍然是有利於中國全面深化改革，順利實現經濟社會轉型的國際環境。我們須深刻認識，充分運用這一有利國際環境。當前首要的是，統籌協調關於總體和平穩定與局部緊張動盪的認識和處置。既不可因為總體和平穩定的存在和強化，而忽視局部緊張動盪的加劇；更不可因局部緊張動盪的存在和加劇，而動搖甚至放棄對總體和平穩定的信心。必須堅持對於總體和平穩定與局部張動盪同時存在，而且和平穩定不斷有所強化，緊張動盪持續受到制約的辯證認識，才能在周邊環境的複雜
化中，維護和強化中國的核心利益。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6年9月號，總第22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