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勝選以後，大陸方面的政策宣示，已經有了不拘泥於文字表述（是不是採用“九二共識”這種提法）、而專注於核心內涵（即“兩岸同屬一中”）的意味，給蔡英文釋放了足夠善意。蔡英文在就職演說中使用了憲法而非“憲政”的措辭，相較於以往表態有“進”的一面，說明區間性政策有一定的警示作用和彈性拉力；但蔡英文在兩岸關係性質這一根本問題上的態度依然模糊，沒有明確承認“九二共識”和認同其核心意涵，沒有提出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的具體辦法，與大陸方面能夠接受和容忍的底線有不小差距，充其量只交了一份“未完成的答卷”；但無論如何，區間思維的政策給其與我相向而行鋪墊了台階、提供了機會。
其次，特別重要的是對台灣民眾的態度，對台政策要直接面向台灣同胞、台灣民眾。儘管近年來島內政治生態發生變化，民意結構趨向複雜，但對台政策在本質上是符合兩岸同胞、尤其是台灣同胞根本利益的，對台工作仍然是要造福於兩岸民眾的。當然，由於情況的複雜性，台灣民眾既是我們依靠的基本力量，又是我們做工作的對象；處理好這種似乎矛盾的現象，便需要有更帶分寸感的區間思維及相應的政策。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的對台講話中均將台灣同胞視為“骨肉天親”，“兩岸一家人”，在最近的“七一講話”中說“兩岸同胞是命運與共的骨肉兄弟，是血濃於水的一家人”，並多次強調推動兩岸關係發展的目的是為兩岸同胞、尤其是台灣同胞謀福祉；同時希望兩岸交流的重點向島內基層和青年傾斜，做好台灣普通民眾和青年世代的工作。在會見朱立倫時他曾有針對性地說過：深化兩岸利益融合，共創兩岸互利雙贏，增進兩岸同胞福祉，是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宗旨。要充分考慮兩岸雙方社會的心理感受，努力擴大兩岸民眾的受益面和獲得感，尤其要為兩岸基層民眾、中小企業、農漁民合作發展、青年創業就業提供更多機會，讓兩岸同胞參與越多受益越多。我們願意首先同台灣同胞分享發展機遇，願意優先對台灣開放，並且對台灣同胞開放的力度要更大一些。他還進一步提出，兩岸雙方要繼續創造條件，擴大同胞直接交往。我們將適時實施進一步便利兩岸同胞來往的措施。而在此前多次對台政策講話中，習近平一再重申：在兩岸關係大局穩定的基礎上，兩岸各領域交流合作有著廣闊空間；兩岸應該加強交流交往，增進彼此瞭解和理解。
再次，區間思維在更基本方面的表現，是對台灣定位問題的解決持更有包容性的做法。對此，習近平多次強調兩岸要著眼大局，本著相互尊重的精神，不僅要求同存異，更應努力聚同化異，不斷增進政治互信。對於兩岸定位問題可通過雙方務實協商加以解決，並“積極探討構建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制度框架”、“對兩岸政治問題作出合情合理安排”。2013年10月，在會見蕭萬長時重申，願意在一個中國框架內就兩岸政治問題同台灣方面進行平等協商，作出合情合理安排。對兩岸關係中需要處理的事務，雙方主管部門負責人也可以見面交換意見。2015年5月，在會見朱立倫強調：“雙方可以積極探討構建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制度框架”。“對兩岸間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和難題，國共兩黨都要勇於面對，匯聚兩岸同胞智慧，積極探索解決之道。雙方可以在一個中國原則下進行平等協商，作出合情合理安排。關鍵是要'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只要秉持同胞情、同理心，兩岸一定能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來。”此外，對台灣參與亞投行、“一帶一路”及RCEP，習近平明確表示了歡迎態度，並真誠希望“在台灣參與區域經濟合作問題上，兩岸可以加強研究、務實探討，在不違背一個中國原則的情況下作出妥善安排。”應該說，這些都是區間思維明確和具體的體現，也是帶有極大善意的政策性宣示。
綜上，習近平一系列對台政策論述的鮮明特點是底線思維與區間思維的高度有機結合，上述所列出的講話和論述分別從底線思維和區間思維兩個角度加以分析，實際上，習近平的每次對台講話都完整地體現著二者的高度有機結合，例如“四個堅定不移”和“四個不會”等就是將二者有機結合起來的生動體現。②這種有機結合，體現的是通觀全局、把握趨勢、尊重規律的戰略思維，是保持善謀事能成事的戰略定力的所在。從辯證的角度說，善於運用底線思維和區間思維，既可防患於未然，反轉不利的戰略形勢，又可牢牢把握事物發展進程的主導權，主動造成和鞏固有利的戰略形勢。就對台政策來說，底線思維是對“一個中國”、“兩岸一中”和國家主權原則的堅持；區間思維所展現的更具有包容性、變通性或應變性的做法，是對鄧小平“台灣問題解決比香港問題更寬”思想、江澤民“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甚麼都可以談”、胡錦濤“就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兩岸政治關係做出合情合理安排”的更大發展。在對台政策實踐過程中，貫徹底線思維與區間思維相結合的原則，是扭住兩岸關係主導權、成功實現國家統一事業的戰略保障。
站在中華民族整體高度進行對台政策論述
在繼承“兩岸同屬一中”的政策基點的同時，習近平提出“兩岸同胞同屬中華民族 ”的觀點並進行過多次論述。他上任後第一次會見連戰時就提出了“兩岸同胞同屬中華民族”，在不久後博鰲論壇會見蕭萬長時講了四點，其中也有“兩岸同胞同屬中華民族”的論述。這一觀點在後來的多個重要場合予以重申，對此論述也有所發展。應該說，這個觀點站在民族整體高度，而不僅僅是國家角度，就對台政策和兩岸關係發展進行論述；換言之，在強調這一觀點的時候，習近平已經在著眼於中華民族整體的高度和視野看待兩岸關係發展和對對台政策進行戰略佈局。這從他的多次對台政策講話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例如，2013年2月，在會見連戰時習近平指出：“我們始終從全民族發展的高度來把握兩岸關係發展方向”。在隨後的4月會見蕭萬長時指出：“只要兩岸凡事都從中華民族整體利益考慮，就一定能克服前進道路上的各種困難和阻礙，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不斷取得新成就”。2013年6月，在會見吳伯雄時更明確地講：“堅持從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高度把握兩岸關係大局。我們堅持維護中華民族根本利益，維護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華兒女共同利益。從中華民族整體利益把握兩岸關係大局，最根本的、最核心的是維護國家領土和主權完整”。從中可以看出，習近平的對台政策站位始終在民族整體的高度，視野在民族大家庭的範圍。
這一觀點在展現更高站位和廣闊視野的同時，意在強調中華民族復興的使命及其對兩岸的意義，同時亦包括揭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國家統一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係。而這一切都可攏在中華民族的大概念之內。習近平在多次對台講話中先後指出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兩岸同胞共同努力。我們真誠希望台灣同大陸一道發展，兩岸同胞共同來圓'中國夢'。攜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應該成為兩岸關係的主旋律，成為兩岸中華兒女的共同使命”。“兩岸同胞要真誠團結合作，共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鬥。'肯取勢者可為人先，能謀勢者必有所成。'對海峽兩岸中國人來說，重要的是真正認識和切實把握歷史機遇，順應時代發展潮流，攜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共同開創中華民族美好未來。希望兩岸同胞團結合作，共同致力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大陸和台灣取得的每一項發展成就，都值得兩岸中國人自豪。兩岸同胞共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就是在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貢獻”。2013年6月，在會見吳伯雄時更強調：“我們應該登高望遠，看到時代發展、民族振興大趨勢，看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已經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組成部分，擺脫不合時宜的舊觀念束縛，明確振興中華的共同奮鬥目標”。在會見台灣統一團體採訪團時，有針對性地強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兩岸同胞前途命運緊密相連。台灣的前途系於國家統一，台灣同胞的福祉離不開中華民族的強盛”。
“兩岸同胞同屬中華民族”既是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和一中框架的發展，又擴展到民族整體的高度和範圍，因而帶有更大的包容性，這種包容性無論藍綠、超越藍綠，面向台灣社會各個階層、尤其是普羅大眾。台灣競爭力論壇在前段時間有一個調研，即由於島內政治生態和民意結構的變化，台灣承認中國人的雖然比較少，約43%，但承認中華民族的還是比較多，約有逾80%，這在相當程度上說明中華民族具有更大包容性，是一個更寬的概念。也就是說，在現狀之下它仍然可以包容很多族群，且這80%裡肯定有包含綠的在內。台灣同胞、包括綠營群眾多數認同中華民族，雖然認同中國人的較少，這就使得中華民族這個概念成為兩岸關係中最富有生命力的概念和符號，是兩岸民眾中最大的公約數。
這當然更進一步說明了一個嚴重的現實及其化解之道，就是多年以來由於受到“去中國化”和本土化的影響，台灣內部“台灣主體意識”不斷膨脹，島內民眾的身份認同、政治認同、國家認同方面有問題，甚至有危機。而化解這些問題或危機，既需要務實面對、認真分析，更需要提出關於民族和國家的有力論述和創新論述，從根本上解決身份認同和國家認同的問題。“兩岸同胞同屬中華民族”便可以提供這些問題的解決之道。它首先從解決身份認同問題入手，為解決政治認同和國家認同問題開闢道路，引領前行。這個概念與“兩岸一家親”的理念，都旨在強調兩岸是一家人，不是外人。加之，將“兩岸一家親，共圓中國夢”放在一起，是特意表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兩岸同胞的共同參與，台灣同胞同樣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的主人和主體，也是中國整個現代化進程的重要參與者。在兩岸關係的發展中，兩岸同胞攜手共圓中華民族振興的夢想；在中華民族振興的過程中，兩岸同胞共同推動兩岸關係發展。因此，這就正如前國台辦主任王毅所說的，這是中國夢與兩岸夢的連結，要實現中國夢，先要實現兩岸夢。
從理論上說，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維護需要有效的理論建構，這裡面很重要的是，關於民族和國家的論述，一定要強而有力。一般而言，在解決政治認同、國家認同之前，應該解決身份認同問題；在解決或化解身份認同問題之後，理應解決政治認同和國家認同問題。當然，還可以找到一個更具有涵蓋性的解決之道，兼具解決這三個方面認同的途徑。“兩岸同胞同屬中華民族”的包容性最更大，認同度更高。如果說“兩岸同屬一中”是從國家角度來論述，“兩岸同胞同屬中華民族 ”則是站在民族整體、站在中華民族的高度去論述。它以民族認同涵蓋了身份認同、國家認同等方面，並對它們進行了有效勾連、有力連接。習總書記便是從中華民族整體的高度和廣度進行論述，給對台政策的理論構建和創新，開拓了一個很大空間，展示了新的前景。當然，這種論述還需要進一步發展、提煉；但把“兩岸同屬一中”與“兩岸同胞同屬中華民族”加在一起，應該能夠形成對台政策創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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