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各地大力培養農村文化能人。在德清縣洛舍鎮東衡村，七旬老農陳景超自薦擔任村“道德講堂”主講，講述村落歷史、道德故事。台州市高橋街道八份村的文化禮堂裡，63歲的評書愛好者胡從德的受歡迎程度，堪比明星。老胡是台州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也是黃岩文化禮堂聘請的“鄉村大使”，像這樣的“大使”，黃岩區共有268位。
一座文化禮堂，就是一座“精神家園”，將文明鄉風吹進村民心田。天台縣通過文化禮堂，大力提倡“薄葬厚養”、喪事簡辦，推動農村移風易俗。他們聘請老幹部、老黨員、老教師、老代表、老模範等“五老”為鄉風督導員。鄉風督導員“用土話講出了大道理”。如今，千年土葬舊俗在天台大大改觀。
“多一個廣場，少一個賭場”“多看名角，少些口角”……“以文化人”，孕育出了寬容、大氣、文明的社會風氣，富而好德、富而好禮、富而好仁，已成為浙江人新的價值追求！
抓“三頭”不鬆懈，管理好成效讓城鄉統籌“根深葉茂”
有專家總結，浙江之所以能“走在前列”：一是經濟發展的高質量；二是社會管理的好成效。
還是在2003年，浙江省委和省政府就旗幟鮮明地提出“發展是硬道理、穩定是硬任務”，把推廣“楓橋經驗”、建設“平安浙江”作為各級政府的重要任務，要求各地致力於關注民情、改善民生、發展民主、維護民安、促進民和。
半個世紀前，浙江省諸暨市楓橋鎮的幹部群眾創造了“依靠群眾化解矛盾”的好方式。毛澤東主席欣然命筆：“要各地仿效，經過試點，推廣去做。”從此，“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的“楓橋經驗”，傳遍了大江南北。
半個世紀過去了，由“楓橋經驗”引路，浙江各地探索出了行之有效的社會管理經驗：舟山的“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溫州的“綜治八大員”、蒼南的“五站式工作法”……這些帶著基層智慧和泥土味的“治村之道”，在浙江各地蓬勃生長，許多都是全國率先。
好的經驗，更要執行好。如何提高基層組織的戰鬥堡壘作用？浙江省堅持常年抓“三頭”不鬆懈：抓基層源頭，抓問題苗頭，抓落實領導責任制的“頭頭”。村務監督委員會，就是抓“三頭”帶來的成果——14年前，武義縣白洋街道後陳村誕生了全國第一個村務監督委員會。發展到今天，村務監督委員會已和村黨組織、村民委員會、村經濟合作社一起，組成鄉村治理的“四駕馬車”。
“抓三頭”，浙江從來沒有鬆懈：2018年，浙江對換屆以來村班子戰鬥力進行全面檢視評估，對2673名不稱職村幹部進行“歇職教育”，對1587名村幹部予以免職或罷免，一批能人、回鄉畢業生、退伍軍人被吸納到村組織。
提高基層治理水平，浙江還注重激發基層群眾自身的動力。頭戴紅帽子、身穿紅馬甲、腳踩黑雨鞋——這是“嵊州村嫂”工作的標配。從“五水共治”到村裡的衛生保潔、交通管控、糾紛調解、文藝活動，處處都活躍著她們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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