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定分止爭”，自治“內消矛盾”，德治“春風化雨”。葛明華代表說，過去，父母輩依靠鄉村特有的熟人、家族為聯繫和根基進行自治，現在隨著城鎮化的進程和“陌生”社會的出現，法治和德治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只有‘三治合一’，才能為鄉村治理帶來新活力。”
在浙江省各地，對鄉村治理體系的探索從未停歇。“楓橋經驗”的轉型升級，讓一個黨領導的多元主體參與、黨政善治、社會共治、厲行法治的農村基層治理格局逐步形成，讓鄉野散發勃勃生機。目前，全省97.5%的村社區開展了民主法治村創建活動，93%的村社區配備了法律顧問，100%的村社區制定了村規民約、社區公約。
不僅如此，互聯網時代的到來，也為鄉村治理注入了智慧基因。如今在浙江的鄉鎮、街道，小到窨井蓋缺失、辦證補證，大到交通違法處理、拆除違法建築，群眾關心的各類民生事從網格員發現問題，到指揮中心流轉交辦、有關部門處理反饋，全程在網上高速運轉處置。
去年，浙江在大力推動“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同時，大力推進“基層治理四平台”建設，通過將鄉鎮（街道）和部門派駐機構承擔的職能相近、職責交叉和協作密切的日常管理服務事務進行歸類，形成綜治工作、市場監管、綜合執法、便民服務四個功能性工作平台，並以綜合指揮、屬地管理、全科網格等作為支撐，積極發揮信息化手段在社會治理創新中的作用。
在全國政協委員、省僑聯主席吳晶看來，這種“穿透式”“智能化”“專業化”的治理新模式是一把打開鄉村治理難題的“金鑰匙”，“政府機構‘可視，可控’，被服務對象‘無打擾，無門檻’，在多邊協同的平台模式下，信息系統可以有效應對複雜多變的社會環境。”今年她帶來一份提案，就是關於鼓勵應用數字新技術提升社會治理智能化水平。她建議，在治理對象多元化、社會治理環境複雜化、社會治理內容多樣化的背景下，鄉村治理也要緊跟時代潮流，持續增強運用雲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移動互聯網等先進數字技術的智能化治理能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