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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的斷裂與異化，對台灣年輕一代的思想觀念影響很大。 |
中評社╱題：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的斷裂與異化 作者：蕭衡鍾（台灣），台東專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北京大學、中國文化大學博士
真正的本土化應該是以合作來取代對抗，以整體來取代個體，讓台灣的人民都能在一個生命共同體中彼此珍惜，相互感恩，共創和諧多元的社會。本土化應該是一股厚植本土力量、促進發展的動力泉源。因此，本土化的內涵絕不是要和任何區域或人群劃清界限，而是要在自信開放的基礎上，吸納文化精華。
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的斷裂與異化，對台灣年輕一代的思想觀念影響很大。首先，在文教領域大力推行“去中國化”，在教科書、教材和基礎教育等層面，置入性行銷“同心圓史觀”、“東亞史觀”與“台灣地位未定論”。其次，在文化政策及文化產業領域較偏重於台灣本土文化，割裂中國傳統文化在台灣的地位，不利於兩岸文化的相互對接和交流往來。
再者，通過形塑“台灣主體意識”，以構建“多元文化”與“民主的”社會價值觀，標榜與歐美社會接軌，來區隔與對抗中國文化。民進黨與蔡英文總統政府的上述作為，讓人視之為“文化台獨”舉措，從而導致台灣青年普遍對於中國大陸及中國文化的不認同。
一、台灣的多元文化及其國族認同
“文化”是一種概念，文化是自然、也是人為，它的始發點出自天性，發展的過程深受環境影響，結果則是人們必須不斷適應環境、挑戰環境，成為塑造人類不同文化的主要因素，“海洋文化”與“大陸文化”，其各自在經濟面、文化面上屬性有別，最後發展出不同的文化體系。因此，文化是人類透過後天學習、經驗纍積而來的，在文化不斷進展的過程中由某一特定族群所共同擁有，非個人，也非自然性產物。
台灣長期以來是一個移民組成的社會，每個歷史時期都有外來族群移入。人口主體是漢人，漢人攜來大量漢文化，試圖與原有台灣社會族群融為一體。文化、族群衝突對整體社會性格的塑造與文化發展有莫大影響，重複的歷史經驗強化了宿命觀的夢魘。
移民浪潮來來往往於這個島嶼上，帶來語言、生活習慣、政治理念各方面的衝擊，原有的文化型態必面臨重新調適、學習和再出發，這過程往往是痛苦而混亂，相對要付出許多社會代價。而台灣人心理上的無根性、對鄉土情感的不夠根深蒂固，實肇因於以往的歷史宿命。
無庸置疑的是，台灣文化經歷每個時期政權的轉換，具備多元化與適應性強的特質。衍伸來說，像閩粵漢文化是台灣文化結構主體之一，它與原本中國中原文化亦有較大差異；國民黨政府到台灣後，各省漢文化隨之進入原有閩粵文化系統，遂而逐一匯集成一新型的台灣本土漢文化。而日據時期，日本人在台灣推動的日本化、皇民化，也深深地影響台人生活習性、思想行為和語言文字，直到今日都是如此，諸如日本文化呈現在台灣日系百貨公司、流行偶像日劇、居家飲食習慣、文化藝術鑑賞、政經理念等處。
另外，當年荷蘭傳教士曾以羅馬拼音字母撰寫平埔族西拉雅語，創“新港文書”，西班牙人在台灣北部留下許多具代表性的歷史建築；戰後歐美文化大量輸入台灣，西化蔚為風潮，台灣文化於是在此洪流中演進、蛻變，不斷吸收外來文化，豐富其多元化的內在精神。
故台灣近代文化生態的背景具有多元文化之性質，這也是台灣社會所呈現出來的多元文化現象，因著原住民運動與客家運動的發展，逐漸重視起來，在21世紀的開端，多元文化主義似乎已經成為台灣社會新的共識與價值。不過，“多元文化”這個名詞，對台灣現今很多人來說有著不同的意涵。
在台灣，多元文化社會是一個早已存在的事實，而多元文化的存在，就正面來說，可以是社會、文化發展的動力來源；而若就負面來看，卻也可能因彼此拉扯而成為向下沉淪的力量。有些人依賴它來建構台灣主體意識，也就是台灣的族群關係；有人依賴它來提倡鄉土文化與社區特殊文化意識，朝向“懷舊的本土化”路徑；也有人則依賴它來討論台灣的國際化以及全球化過程，朝向“世界村”、“國際公民”與世界其他文化連結的願景。
當然，批評的人也不少，如認為“多元文化”是欠缺“階級衝突、族群壓迫的物質基礎分析”，衹創造一種膚淺的價值相對的嘉年華會，反而是一種“去政治化”的效果。
正因為促成“多元文化”論述等相關話語形成的政治環境複雜性，以及使用者的“政治目的”衝突對立，抑或是涉及如何建構台灣發展的系統性思維時，而有著“中華民族擴展與移墾社會的內地化”、“移民社會的土著化及外來政權的本土化”、“墾殖社會反殖民和建構獨立自主性”等明顯不同史觀見解的出現。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台灣社會目前面臨到一個兩難：一方面台灣需要一個共同的國族認同，而另一方面族群差異也需要被重視與強調。因此，這意味著台灣社會“多元文化”時代的來臨，並不代表過去爭議不休的問題的中止，而是促使我們必需正視關於當前台灣“多元文化社會”所需面對的困境與挑戰問題，1980年代的社會運動雖然開啟了台灣社會更多樣化的門，但“多元族群”的問題也隨著社會運動的發展而越形突顯，需要整合與構連不同的文化差異。
二、台灣多元文化的衝突與整體
就其大勢觀之，戰後台灣的思想與文化發展，呈現出諸多思想或文化質素之間的衝突，包含有三類型的對立與磨合過程：首先，以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之間的衝突與融合較具有本質性，因而牽動其他文化衝突的發展；其次，中原文化與台灣文化之間的對抗，基本上與過去百年來台灣從“傳統”邁向“現代”的過程中，政治結構與政策的變遷有其深刻的關係；再者，文化全球化與本土文化之間的抗衡與共融，則是受到戰後台灣經濟快速發展及其日趨國際化的直接或間接影響，經濟全球化正是影響台灣多元文化從“傳統”走向“現代”的重要發展。
而上述戰後台灣文化的三種類型衝突，卻又是在文化系統的“整體性”與“多層次性”中進行的。任何文化系統都有其“整體性”，所以上述台灣文化中的三種類型衝突常常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相互連帶影響的，其“整體性”具有下面幾個涵義。
從內容上看，任何一個文化系統中的範疇或要素都融合成一整體，通體相關，牽一髮而動全身；文化的各部門一方面固然各有其獨自的功能，另一方面卻又互相協調合作，互相適應，當然，也有互相衝突的可能。
從縱剖面看，文化與時俱進而因革損益，古今通貫而為不可分割的整體。而再從橫切面看，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融合與文化內容的傳播，使得不同空間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相互作用的整體。
最後從文化的負載者看，人在文化活動中各自扮演不同角色，如經濟活動中有生產者、商賈、消費者，家族生活中則有為人父、母、子、女、妻等不同角色，所有的角色合起來，才構成了文化活動的整體。
從歷史的角度看，台灣作為一個世界經濟與文化交流的中心，早自十六世紀開始即已成為近代史上西歐各國爭取之基地，且與西方文化之接觸甚早。在荷據時期，台灣便成為荷蘭人將中國之商品輸往巴達維亞、日本、荷蘭及東印度各地商館之貿易中心；明鄭時代鄭氏父子之興起，主要的憑藉力量就是當時的外洋通商貿易；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台灣以外貿為導向的經濟發展，更是促使台灣與世界進行最密切的往來，使得台灣的經濟發展被視為東亞發展模式的亮點之一。上述各時期的多樣文化交織，確實帶給台灣於傳統及現代文化間的文化多元雜匯，並從而揉萃出新的文化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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