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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成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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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征 |
張立榮：現在我們的討論越來越深入，除了會晤的意義以外，還談到了中美對雙方關係核心問題認知存在錯位，以及下一步可以做的幾個方面。下面請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孫成昊發言！
孫成昊：未來中美關係發展要考慮三個“一”
首先我認為，中美元首會晤反映出以下幾點：一是拜登政府一直在強調負責任的競爭，目前看正在轉向所謂的“負責任”。“負責任”是美國自我標榜的，更準確地說是美國想要更加安全的競爭。美國國務卿布林肯2022年5月份的涉華政策演講已經過去一段時間，但那次演講就已經標誌著美國把“負責任”或者“安全”作為對華政策中美國必須思考的重要問題。一個突出的標誌就是當時美國所謂的“3C（競爭、合作、對抗）政策”，演進為“投資、競爭、聯盟”新三分法，弱化“該對抗時對抗”的表述。此後，美國強調“護欄說”的頻率明顯上升，從一開始的對華全面競爭逐步向現在的“可控”或者“可管理”競爭轉變。
二是當前中美似乎進入到一個“再接觸”的階段。在布林肯訪華之後，相對於建交之後的中美接觸，當前兩國“再接觸”有不同的性質和特點。過去雙方主動尋求接觸和合作，而當前雙方的“再接觸”不僅僅是“無人飛艇事件”後的再次接觸，其內涵也發生變化。當前的“再接觸”更多側重對兩國關係重新校準，尤其是對於美方當前尋求在大國競爭框架下的對華合作，中方也會更多根據自身利益需要開展對等的互惠往來，而非單方面配合美方合作要求。
三是中美的短期目標是通過在部分領域重建或者新建對話來“機制化”兩國關係。一方面，中美雙方都比較擔心明年的美國大選會衝擊中美關係。因此，雙方都有意願通過一些對話來穩定兩國關係，至少讓雙邊關係面臨美國國內政治衝擊的時候有更強的韌性。另一方面，經歷了較長時間的戰略博弈之後，中美兩國也希望能夠把一些給彼此的“再保證”落到實處。無論是美方的“五不四無意”，還是中方強調的“從來沒有把超越美國作為目標，從來沒有挑戰和超越美國稱霸世界的野心”，這些說辭都需要具體的政策和行動作為支撐。另外，恢復或者新建各個領域的對話，有助於增強中美對於彼此的信心，而當前的對話和當年奧巴馬任內的戰略與經濟對話肯定也是不同的，現在更多要體現雙方以結果為導向的務實作風。
在未來怎麼看待中美關係的問題上，我認為可以用三個“一”來概括：一個中短期的風險、一個合作的機遇和一個第三方因素。
一個中短期的風險是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這是考慮下一階段中美關係繞不過去的問題。大選對中國議題的炒作必然會在明年對兩國關係造成某種程度的衝擊，大選結果也會對中美關係產生更加深遠的影響。如果是民主黨繼續執政，拜登政府會進一步完善對華戰略競爭的系統框架。拜登上任以來，一方面著力投資本國，加大和中國在經濟領域，包括晶片、關鍵礦產、高科技優勢領域展開競爭，試圖繼續獲取超越性的優勢，鞏固自身的領導地位，遏制中國崛起的外部供給和內部蓄力，另一方面卻在框架有限的合作議題，如氣候、芬太尼、人工智能領域對華接觸。如果民主黨繼續執政，上述政策的基本走向不會改變，但是邏輯鏈和聯繫會更加緊密。特別是此前被烏克蘭危機和巴以衝突影響而沒有能夠構築的民主聯盟可能被細化和完善，增加第三方選邊站的壓力。總體看，民主黨繼續執政對中美關係衝擊相對較小，雙方在禁毒、軍方對話以及人工智能合作方面還是存在充足的共同利益，能夠穩定雙邊關係。
如果共和黨人成功當選美國總統，大概率是特朗普，相較於延續對華政策的系統性、完善政策框架而言，共和黨的對華政策可能更多傾向於點和點之間的博弈。一是投身內需的同時會強化對中國威脅的渲染，結合美國內部的困境與中國展開博弈。比如共和黨可能會在教育、犯罪以及科技等問題展開延伸，包括限制中國學生在美數量，炒作中國企業在美滲透影響力等等議題。此外，共和黨目前掌握眾議院多數，可以看到整個眾議院對華負面認知在加強，包括部分極右議員宣稱要對華為、中興國際展開全面制裁，一旦共和黨候選人贏得大選，中美關係尤其是科技領域的關係將受到較大衝擊。二是可能會以更加強硬的態度和拜登政府所謂的對華軟弱形象做區隔，對華增設一些新的風險博弈點。在人工智能、軍用科技甚至金融合作、投資建廠等領域構建更多壁壘，可能會出現以極端對華政策提案安撫共和黨內部右翼保守人士的情況，也會為中美關係帶來更多的不穩定和衝擊。三是中美之間現有溝通管道存續面臨變數，就特朗普等極端的共和黨候選人政策主張而言，目前並沒有人提出要拓展中美磋商交流深度和廣度的議案政策。但是在美國地方層面，仍然有一些人士還是比較理性的，這也意味著中美合作可能很難在聯邦層面獲得更多推動力，交流溝通的積極力量或將更多下沉到地方。
很久之前，基辛格博士就對人工智能高度關注。在不久前，他和格雷厄姆·埃里森在《外交事務》上撰文建議中美要在人工智能領域共同合作，已經有部分建議落實了。目前看，儘管中國更強調發展上的安全，與美國強調的軍事安全不同，但是雙方在人工智能領域仍然有挖潛空間，人工智能也可能成為繼氣候變化之後雙方另一個在全球治理層面的合作機遇。中美已經在人工智能發展的基本原則、倫理規範、標準、風險評估、國際合作方面有一些共識，但是在發展理念、價值觀、技術合作的結合以及人工智能的利用方面仍然存在分歧。
我認為，共識主要包括以下四點：一是兩國都把負責任、安全、可靠、可控和公平作為人工智能發展的基本原則；二是兩國在倫理規範方面都非常重視隱私保護，避免數據和演算法中的偏見和歧視；三是兩國都致力於推進統一的技術標準和框架，以及人工智能去風險的建設，提高人工智能可解釋性和可預測性；四是兩國都有意擴大科技合作和對話，與多方協同，並且為國際合作制定有原則和可協調的方法。
但未來短期在人工智能相關領域可能會出現一個風險。在美國總統大選到來之際，對人工智能所涉及的輿論安全領域的治理更需要理性。面對可能出現的大規模選舉假消息，雙方應該積極保持溝通管道的順暢，以免因為涉及虛假的涉華資訊或者不實言論惡意中傷而導致戰略誤判，甚至外交危機，破壞兩國的信任基礎。
另外，大家都說中美是戰略博弈或者競爭，究竟爭什麼？可能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對第三方因素的爭奪。這裡的爭奪是一種正向爭奪，就是誰更能贏得更多支持，誰更能確保和全球其他國家各方的掛鉤和連通，可能也將決定中美戰略博弈的結果。從未來看，現在歐洲各方對中美關係非常關注，也並不希望被所謂的中美競爭所撕裂。如果歐洲能夠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保持一定的戰略自主性，世界也難以徹底分裂為兩個陣營。同時，歐洲對未來特朗普可能捲土重來的前景非常擔憂。
現在，由於歐洲的精力部分轉向巴以，在烏克蘭危機上的對華壓力實際上有所減弱，而且歐洲期待中國能夠在兩場危機中發揮調停作用。從未來看，中美戰略博弈態勢難以扭轉，對美國來說，兩國管控危機、穩定關係是必要的，對歐洲來說，肯定也希望拉住美國。在中國看來，歐洲對華政策泛政治化、泛安全化的趨勢已經出現，歐洲可能會擔心，隨著中美博弈日趨激烈，中國在對歐交往中可能會把歐洲置於中美博弈的大框架下，這也會對中美歐關係產生影響。中國在實施對歐政策時，需要跳出中美博弈框架，從中歐之間的需求上來考慮相關政策。
張立榮：謝謝孫成昊，剛才談的角度有些變化，也比較新穎。談到了如何評價這次中美領導人會晤，談到了美方的觀點和雙方的再接觸，另外對未來中美關係發展當中的一些因素也做了一些分析。下面我們請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袁征發言！
袁征：中美需相向而行共同努力
首先，中美元首舊金山會晤在經歷波折之後使得兩國關係能夠銜接，具有更加特殊的意義。總體來講，這次峰會是符合預期的，為中美關係注入了正能量。峰會對於雙方增信釋疑、管控分歧、拓展合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對於現在起伏不定的中美關係發揮了關鍵引領的作用。峰會有助於中美關係的止跌企穩，可以從五個方面來看：
一是今年中美關係歷經波折，整個發展呈現先抑後揚的態勢。2月發生飛艇事件使中美關係出現波折，6月布林肯訪華之後中美終於恢復了雙方高層的交往。峰會的舉行拓展了中美合作的空間，使得6月以來整體氛圍和緩的趨勢得到了延續，為兩國關係健康發展塑造了一個良性的氛圍。
二是在舊金山峰會上中美元首達成了20多項共識，拜登總統也重申了巴厘島會晤時的“五不四無意”的承諾。兩國元首強調要相互尊重、和平共處、保持溝通、防止衝突，這些都有助於中美雙邊的溝通，有助於拓展兩國下一步的合作。
三是習總書記提到的“五個共同”——共同樹立正確認知、共同有效管理分歧、共同推進互利合作、共同承擔大國責任、共同促進人文交流就像五個支柱，為未來的中美關係健康發展畫出了路線圖。舊金山願景將持續引領中美關係的發展，對於未來具有一定的指導性意義。對於美國來講，其中有些觀點它也是認可的。
四是峰會的成功舉行會潛移默化地激勵拜登政府內部和美國國內主張緩和對華關係的理性派人士。在這些人士看來，除了對華要強硬，要戰略競爭之外，還要為中美合作留下一定的空間，使美國對華政策變得更為平衡。對於中國來說，這是一種非常重要的、非常值得肯定的定向塑造，旨在影響美國國內的理性派人士，讓他們的聲音能得到呼應。
五是舊金山峰會能夠成功舉行，不僅有助於緩解兩國關係的緊張氛圍，而且彰顯了中國的大國地位，有助於理順中國外部面臨的複雜的環境。習近平主席應邀赴舊金山參加中美元首會晤，然後再參加APEC峰會，說明中國的重點在中美關係。拜登政府也專門邀請習近平主席舉行舊金山峰會，這凸顯了中國的大國地位。而且中美之間的緩和也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到其他國家，尤其是美國的盟友和夥伴對華的立場和態度，這對於中國應對外部複雜的環境非常有正面意義。
當然，一次峰會的作用不宜誇張，在充分肯定峰會起到積極引領作用的同時，也要看到中美之間存在的結構性矛盾短期內難以解決，一次峰會解決不了那麼多難題，中美雙方也沒有這樣的期待。在台灣問題、科技封鎖、出口管制和貿易關稅這些問題上，美方並沒有對中國的訴求做出積極的回應。相反，美方立場展現了中美在台灣、印太戰略、航行自由、人權、俄烏衝突、巴以戰爭等諸多問題上的分歧。這次峰會也沒有能夠發表共同的聯合聲明，而各自發表的聲明也和以往一樣存在各說各話、各取所需的狀況。拜登還是強調中美之間是一種競爭關係。總體來講，兩國元首的會晤符合預期。舊金山不是終點，而是兩國關係新的起點。兩國可以從舊金山再出發，雙方努力進一步夯實中美關係的根基，推動中美關係朝著比較健康、穩定、可持續的方向發展。
在台灣問題上，我認為就這次峰會來講沒有任何突破，雙方各自重申既有立場。習主席強調台灣問題“始終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最敏感的問題”，要求美方言行如一，將不支持台獨的表態體現在具體行動上，停止武裝台灣，支持中國和平統一。拜登則強調的是台海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沒有改變，重申美國反對任何一方單方面改變現狀，期待中國以和平方式解決兩岸分歧，並強調台海和平穩定關係到世界的利益。他也呼籲中國克制在台海地區和周邊地區的軍事活動，要求中方尊重台灣的選舉秩序。
習主席明確提出要求，實際上就是讓美國兌現承諾，不能說一套做一套。即便美國每次都重申它的“一個中國”政策沒變，但是實際上正在不斷掏空其“一中政策”的內涵，其行為直接衝擊到“中美建交三原則”，美方的所作所為正在開歷史倒車。台灣的前途對於美國而言是“台灣未定論”，也就是說不管它是獨立、維持現狀還是統一，美國是不持立場的。在中國不斷崛起的態勢下，美國認為第一島鏈蘊含戰略意義，不太可能再提所謂的支持兩岸和平統一，雙方的分歧是非常明顯的。
在台灣問題上雙方的立場沒有任何變化。美國武裝台灣、以台制華、阻撓中國統一的做法短期內不太可能會改變。因此，雙方圍繞著台灣問題的博弈和鬥爭還會繼續。關於售台武器的問題，11月15日雙方元首見面，16日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就公開表示，美國對台出售武器、提供軍事幫助、軍事合作，不受舊金山元首峰會的影響，美國會加快對台轉讓武器。現在主要是雙方不願意滑向正面對抗，成為了雙方管控分歧的反向動力。
直到今天，美國提升美台關係的內在邏輯依然沒有任何改變。一是在戰略定位上，拜登政府始終把中國作為最大的戰略競爭對手；二是中美戰略博弈加劇，美國以台制華的意圖非常明顯，打台灣牌更加頻繁；三是拜登政府搞價值觀外交，符合其整個對外戰略的基調，也是必然的要求；四是美國國內要求給予台灣更多支持、提升美台關係的呼聲愈加強烈，從美國國內的民意，到國會內部的反華親台勢力，再到親台的機構和人士推波助瀾要求給予台灣更大的支持。另外，台灣方面不斷遊說，在美國進行滲透。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美方認為中方壓制台獨氣焰、維護國家主權的舉措是單方面改變台海地區現狀的“挑釁行為”，會削弱地區和平與穩定。美國一直認為，2027到2032年之間的危險性是最大的，認為中國大陸可能對台動武，所以美國加強了對台灣的軍事援助和雙方的軍事合作，現在培訓已經到了營制單位，級別越來越大，人數越來越多。
“五個共同”支撐了“舊金山願景”，對於未來中美關係怎麼樣健康發展提供了一個指示性、引領性的建議，為雙方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希望兩國能夠相向而行，共同努力。實際上，切實操作起來難度不小，主要是因為美方很難理性看待中國的崛起。美國衹要不改變霸權思維，不改變自我優越感，不改變在意識形態上對於中國的偏見，包括反共的思維定式，美國就很難改變遏華競爭戰略。所以，首先需要美國理性地看待中國的崛起。相互尊重是基本的要求，美國人不能一方面打壓、遏制中國，另一方面又要求中國進行合作，這是對於另外一個大國基本的不尊重，這是中國不能接受的。雙方應該是平等、相互尊重地來進行對話，應該加快雙方的溝通對話，減少軍事戰略誤判。軍事交流是要與具體行為配套推進的，包括美國的抵近偵察、航行自由等問題，雙方都應開誠布公地進行探討。
對話之後就是拓展雙方的合作空間，給對方增加一點信心。兩國民間加強交流，推動中美之間人文和教育的交流，還需要雙方共同努力，有些方面中方可以把步子邁得更大一點。最後我覺得，中美還是需要構建一個危機管控的機制，中美之間爆發大規模的衝突、直接對抗的可能性很小，因為風險太大，代價大到雙方都難以承受。但是中美現在要重點防止突發事件升級為大規模衝突。在中美關係如此緊張的情況下，雙方是不是還能夠理性地管控危機，防止升級，對於兩國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張立榮：袁征所長對峰會的意義談了很多，對於中美關係接下來會怎麼發展也提出了一些看法，應該說還是很冷靜的，也列舉了很多問題，最後請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中國論壇特約專家趙明昊教授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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