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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偉星 |
放手且傾舉國之力支持，可概括為中央對港政策的最顯著特徵。例如應對金融危機、抗擊SARS、“個人遊”、CEPA等，用“傾其所有”、“掏心掏肺”來形容國家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支持，一點都不誇張。
遺憾的是，多少年來，香港的管治精英們沒能展示出令人刮目相看的魄力和擔當，欠缺理解中央政府意圖、判斷國際形勢的政治能力。許多官員們的家國情懷、執政為民的理念也甚為薄弱。
鄧小平當初拍板深圳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個經濟特區，就是以香港為窗口招商引資，說直白一點就是“師承香港”，從學徒做起。深圳多年來對香港這個大師傅衹能“仰望”。
香港在上世紀八十、九十年代，的確有令大陸“抄作業”的本錢。那些年，皇崗口岸開出來的香港貨櫃車川流不息，拎著皮包“跑馬圈地”的港商多如過江之鯽。香港在1990年曾經佔比中國GDP 20%，幾乎超過廣東、江蘇、浙江、山東等經濟大省的總和。那是香港最黃金的歲月，也是港人自信心最“爆棚”的時候。
這個世界真是變化太快，多年來要仰仗港商鼻息承接“三來一補”訂單的深圳，一個華麗轉身已蛻變為中國矽谷，快得令許多港人未能反應過來。
“一國兩制”的錯誤解讀及深層次矛盾的爆發
二十多年來，香港各界對“一國兩制”的闡釋明顯偏頗，過於強調兩制，淡化一國。這是導致一國兩制“變形走樣”的最重要原因。也因此，香港沒能把握與北京在上半場互相瞭解、互信共贏的良機，回歸長逾十五年的良好開局被打亂。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道理其實很簡單：一國是根本，根深才能葉茂。
過去十年（包括第四和第五屆的兩名行政長官梁振英、林鄭月娥的任期 ），由於許多深層次矛盾爆發（包括地產霸權、經濟結構轉型、土地房屋緊缺、貧富懸殊超逾基尼係數警戒線、年輕一代漸失社會上昇通道等）。
住屋之窘迫是港人永遠的痛。記得林鄭在2017年當選特首，第一個大動作就是成立“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轉眼任期都快結束了，效果如何，市民有目共睹。根據房屋委員會的最新統計，公屋平均輪候時間超逾六年，創回歸以來新高。董建華當年提出的“3年上樓”目標，經歷數任特首，輪候時間翻倍，徒呼奈何。
香港是全世界最盛產超級富豪的地方，是按人口比例擁有最多勞斯萊斯的城市。前幾年阿里巴巴的馬雲來香港“敲門”，在山頂的白加道花15 億港幣買了個房子，賣家是被譽為李嘉誠“軍師”的袁天凡，折算成每平方米的價格是136 萬。這個價格創下香港每平方米最貴、全球第二高的紀錄。港府當時劃出的貧窮線，是一人住戶月入4,000元，二人住戶9,000元。可見貧富之間，是天壤之別。
香港富豪們驚艷世界的這類壯舉，多得不勝枚舉，同樣多的是草根階層的滴滴辛酸淚和聲色犬馬背後的無聲歎息。維多利亞港兩岸的璀璨輝煌，與油麻地深水埗土瓜灣的籠屋和劏房，同時存在。所以說香港是天堂與地獄並存的地方。
李克強總理5月底在北京會見候任特首李家超，強調要解決民生的“難點、痛點”，是為肺腑之言。
香港的政治動亂與西方勢力
香港的嬗變，也與國際局勢與大國博弈密切相關。從鄧小平1980年代初實施改革開放直到21世紀大約前10年，美國基本上採取促使中國和平演變的政策，經貿合作成為穩定中美關係的“壓艙石”，香港因而受惠。
眼見無法推動顏色革命，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對中国的强势崛起开始感到不安。
為了化解歷史上新興強權與既有霸權的敵對競爭關係 ，避免“修昔底德陷阱”。2012年在出席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開幕式的致辭中，習近平9次提到“新型大國關係”，希望以誠相見，與美國增加互信。遺憾的是，對中國的強勢崛起，美國政府及媒體輿論基本上抱持狐疑甚至敵視的態度。
香港因外國勢力煽風點火進入急劇動盪時期，包括2014年的“佔領中環”、2019年的“反送中”，與中美交惡的態勢大致吻合。特別是從特朗普執政後期或拜登政府的粉墨登場，中美關係像自由落體一樣飛墜。
由於意識形態、政治體制和人文價值觀的種種不同，中國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的確有很大的認知差距(perception gap)。美國精英階層內心深處一直存在“中國焦慮”（China Shock），不僅擔心中國經濟的規模，還擔心其速度。換句話說，中國在國際舞台不知不覺之間從旁觀者、參與者，轉換成領跑者的角色。這讓習慣了“獨步全球”的美帝感到害怕，覺得這是在“養虎為患”，這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二戰後是美國實力最強之時。經濟上，它的GDP佔到全球GDP的50%；它不僅軍事力量最強大，在政治上的道德感召力、文化上的軟實力都是公認的老大。換言之，整個世界秩序就是美國人設計的，幾個主要大國雖然有份加入“董事會”，但山姆大叔“定於一尊”。
2018年中國GDP達到差不多12萬億多美元，美國是20萬億，在當今全球主要國家當中，超過10萬億GDP的國家衹有兩家，就是中美兩強。冷戰時期跟美國抗衡、中國尊稱為“老大哥”的蘇聯已經成為歷史名詞。今天的俄羅斯，GDP體量相當於廣東的珠三角。
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是美利堅在東亞歷史最悠久的外交使團之一。2019年黑暴肆虐的前一年，美國總領館高調慶祝成立175年，硬銷所謂的普世價值，其處心積慮，路人皆知。
中美之間的貿易乃至綜合國力，已經從量變來到質變的臨界點。香港作為中國最自由開放的城市，未來仍可能遭受更大衝擊。俄烏戰爭開打，西方拋出“經濟核彈”，直接把俄羅斯踢出SWIFT系統。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對潛在的風險必須居安思危，未雨綢繆。
“一國兩制”進入下半場的前贍
誠如習主席5月底在北京接見李家超時指出，香港儘管經歷風雨挑戰，但“一國兩制”取得的成功舉世公認，中央落實“一國兩制”決心從未動搖，更不會改變。
毋庸置疑，《國安法》實施後，香港的確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轉變，尤其是在政治、社會、教育、媒體領域。我們經常聽到“這不再是我熟悉的香港”。無論從樂觀還是感傷的角度理解這句話，香港不再是以前的香港是一個事實，這也是回歸祖國這一歷史巨變的必然結果。
展望未來，作為“一國兩制”方針核心要義的“愛國者治港”，是實行“港人治港”的最低標準。這一點很有強調的必要，因為在香港還有很多人聽不明白，或者說聽不進去。
但僅僅會喊口號而沒有真才實學的愛國者，是無法實現良政善治的。北京學者田飛龍曾經撰文指中央需要愛國者賢能，而不是“忠誠廢物”，話雖說得難聽但非常中肯，在香港政圈引起相當大的震蕩。夏寶龍也曾強調要選出“管治能力強的堅定愛國者”，這可視為未來管治團隊大調整的徵兆。
呼喚“管治能力強的愛國者”
按照李家超提出的三大施政方向，包括以結果為目標解決問題、全面提升香港競爭力，以及奠定香港發展的穩固基石，以前者最受關注。他說自己是一個務實的人，“一向相信做事除了要符合程序，更要以結果為目標”。這種做事風格，符合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去年7月向香港管治者提出的要求，“不僅要想幹事，還要會幹事、能幹事、幹成事”。
香港經過多年“佔領中環”、“反送中”政治折騰，百廢待興，千頭萬緒，急需處理的事可列出長長的清單。為政者，一定要急民之所急，坐言起行，重在落實。
舉例說，新界土地產權的構成複雜，很多土地仍需規劃，經過繁複的開發審批程序，還要考慮環評保育。但無論多麼棘手，發展就是硬道理。把複雜事情簡單化，還是把簡單事情複雜化，是衡量任何一個政府執政能力的重要標桿。
香港已經回歸二十五年，“民心回歸”工程依然艱巨。李家超不久前以“將會是一曲新的交響樂”來形容如果成功當選，新一屆政府會以誠懇的態度走入社區傾聽民意。希望他能做一個“全民特首”，彌合多年社會運動造成的撕裂，為香港市民找回以中華民族為根的國家認同和主體意識。
“一國兩制”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優勢
顧名思義，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把“特別”兩個字發揮得淋漓盡致，對中國才有價值，對世界才有價值。
譬如，大灣區的規劃，是香港自開埠以來首次參加中國的發展戰略，也是香港回歸之後“一國兩制”的嶄新實踐。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獨立關稅區四個中心城市十一個行政轄區，這是大灣區的基本盤。香港的傳統產業優勢正在收窄，與內地許多城市的發展差距也在縮小，發展瓶頸顯而易見。大灣區要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完善區域協同”作為基本原則，對香港經濟肯定是強大助力。
所以有很多有識之士認為，這可能是香港再鑄輝煌的最後機會。如果不好好把握，香港“被邊緣化”為二三流城市，不是聳人聽聞之說。
“同為香港開新篇”，是李家超的競選口號，何嘗不是香港公眾的殷切期盼？李家超是“一國兩制”昂然邁進下半场的第一任特首。希望他和他的團隊，積極回應社會關切，腳踏實地，帶領香港砥礪前行。亦祝願新一屆特區政府不斷提升治理效能，鞏固、提升香港的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三大中心地位。
胡偉星：香港25年發展成就有目共睹
回歸25年來，我覺得香港取得的發展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我概況講三點。第一，過去25年香港的繁榮穩定得到保持。香港過去25年經歷了多次金融危機和社會危機，依然保持住她的繁榮穩定，保持住了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香港金融系統穩健、資本自由流動、人才資源豐富、法治環境良好，仍然是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之一。當然，這都得益於祖國的強有力支持，每當困難時刻香港都會得到中央政府和內地的大力支持，使香港能夠挺過難關、繼續前進。
第二，過去25年香港終於找到了自己的發展方向和定位。香港經濟曾經是“亞洲四小龍”，靠著上個世紀70、80年代亞洲經濟起飛的帶動，崛起為亞洲的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和貿易樞紐。但是幾十年過去，地區和全球經濟環境早就時過境遷，香港的優勢不再，需要重新定位。過去25年香港有迷茫的時候，有悲觀的時候，不知道自己向何處行。最近十幾年，香港逐漸找到自己的定位，這就是要背靠祖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搭上中國經濟發展的快車，香港才能保持自己發展的動力和可持續性。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綱要出台後，大灣區一體化發展加速推進，香港與內地聯繫越來越緊密，公路鐵路網、通關設施更方便，香港與大灣區城市“一小時生活圈”初步形成，服務貿易自由化、規則銜接、機制對接使“軟聯通”進一步深化，香港今後發展前景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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