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向榮：美朝雙方新一輪的互動即將展開
感謝主辦方的邀請。我從美國政府換屆與朝鮮半島政策變化的角度，來談談“美日峰會與朝鮮半島”。
第一，關於美朝相互認知與雙邊關係的變化。
眾所周知，外交是國與國關係，也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兩國領導人的主觀認知，對外交決策有重要影響。主觀認知決定政策走向，進而影響政策實施。
具體到美朝關係，美國方面如何看待朝鮮這個國家、如何看待朝鮮領導人，直接影響美國的對朝政策，朝鮮亦如此。美國政府換屆了，金正恩還是金正恩，朝鮮還是朝鮮，變化不大，但是美國對朝鮮及其領導人的看法已經完全不同。在特朗普眼裡，金正恩和他是某種“fallinlove”的關係。朝鮮也知道，特朗普這樣“獨特”的領導人對朝鮮來說是一個機會。
拜登對朝鮮領導人的看法與特朗普截然不同。早在2019年5月，拜登就曾在總統競選活動中發問：“我們是一個向普京或金正恩這樣的獨裁者和暴君張開懷抱的國家嗎?”朝中社當即刊文予以駁斥，文章題為《連人類最起碼的品格都不具備的敗類徒勞的醜態》，稱美國前副總統拜登褻瀆朝鮮最高尊嚴，是無可容忍的嚴重政治挑釁。
從主觀上講，朝鮮是很希望特朗普連任的。拜登政府上台是朝鮮不願意看到的。美國政府換屆對朝鮮而言很可能意味著以往與美國達成的某些共識、默契可能化為雲煙，領導人之間的關係會急轉直下。美國總統拜登在4月28日國會演講中稱，朝鮮和伊朗的核計畫對美國構成威脅，將通過外交和嚴厲威懾加以解決。據朝中社5月2日消息，朝鮮外務省負責美國事務局長權正根發表談話稱，美國當權者在首次施政演說中用這樣的方式表示對朝立場，不能姑息縱容；美國把朝鮮的自衛能力詆毀為“威脅”，是對朝鮮自衛權的侵犯；如果美國依舊從冷戰思維出發，通過陳舊落後的政策來操縱朝美關係，“不久的將來就會面臨不可收拾的危機”。“互懟”是美朝互動的主要形態。在美國政府選舉和換屆過程中，朝鮮一直在觀察美國的政局變動。從朝鮮長期的語言風格來講，對待拜登政府的一些批評和表述符合常規。
從政策制定和實施的角度看，特朗普時期的對朝政策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總統主導、自上而下地處理與朝鮮的關係。這種模式現在已經不太可能重現，拜登時期的美國外交會回歸一個正統的、建制派主導的對朝關係。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變化。4月30日，白宮新聞發言人普薩基宣佈，拜登政府已經完成了對美國對朝政策的評估與審查，政府將實施“經過校準的”、“切實可行的”對朝政策，在特朗普的“大交易”和奧巴馬的“戰略忍耐”之間尋求一個中間道路。目前美國拜登政府尚未對外公佈其新對朝政策的詳情。
此外，在特朗普政府時期，韓國曾積極斡旋美朝首腦峰會，在新的背景下韓國還能不能再度扮演重要的斡旋者角色存疑。4月23日韓國總統文在寅接受《紐約時報》採訪稱，特朗普在朝鮮問題上“繞來繞去，沒能把事情做成”。對此，特朗普回擊稱：“我是在最艱難的情況下認識朝鮮領導人金正恩的，他從來就不尊敬韓國現任總統文在寅。我才是一直阻止韓國遭到侵略的那個人，但對他們來說不幸的是，我已經不在那裡了。文在寅作為總統和談判者都是很軟弱的，除了涉及對美國的持續的、長期的軍事掠奪。”客觀地講，在特朗普任期內，朝鮮對外展示的核能力以及遠程投射能力都在提升。從政策評估角度來講，以無核化為目標的國際社會對朝行動是失敗的，特朗普四年再次給了朝鮮一個增強核遏制力的空間。不僅如此，美國建制派對特朗普處理與朝鮮的關係的方式極為不滿：作為一個全球霸權國的總統，特朗普親自到新加坡、河內、板門店與金正恩舉行會晤，將外交主導權拱手相讓。這在拜登時期幾乎不可能重演。從韓國方面來講，文在寅政府還是希望美朝能夠在新加坡會晤基本共識的基礎上再往前邁一步，推動半島無核化進程向前邁進。韓國能發揮多大的影響力？5月21日的韓美首腦會晤備受關注。
第二點，講講美日峰會與朝鮮半島問題。
2021年4月16日舉行的美日首腦會晤，對於日本外交來講意義非同尋常。作為拜登政府正式會見的首位外國元首，日本首相菅義偉對此次活動做了充分的準備，把日本關於朝鮮半島、釣魚島等方面的安全關切統統兜售給拜登政府，試圖對美國新政府的外交施加影響。從對外透漏的信息來看，日美峰會對美國的半島政策有重要的影響。菅義偉這次著重強調，朝鮮的威脅不衹是遠程導彈，中短程也會對日本有非常嚴重的威脅。這與特朗普時期相比變化明顯：特朗普時期，美方和朝鮮之間似乎達成了一個默契或者說是共識，就是衹要朝鮮不觸碰洲際導彈和核試驗這兩條紅線，美方和朝方就可能達成某些交易。因此，日本在特朗普時期就處在非常危險的境地，認為其自身的安全沒有得到美國方面的保護和重視。在菅義偉和拜登這一對領導人的帶領下，日本要把自己的安全變成日美共同的安全，這是非常明確的信息。
在2021年5月5日發表的G7外長會聲明中，有兩段話直接針對朝鮮，內容主要強調了兩點。第一點是關於朝鮮的人權，包括朝鮮人權的記錄、朝鮮在關閉邊境以後可能造成人道主義的災難。因為現在能堅守的駐朝外交官、媒體記者等比較少，朝鮮境內現在發生了什麼，外界不清楚，所以G7外長會對朝鮮國內的人權狀況非常關切。第二點是關於無核化問題，G7共同的聲音對外傳出清晰信號，即“CVID”式棄核，就是重新回到原來的軌道，要求朝鮮完全地、可核查地、不可逆轉地放棄核武器。這種新的提法基本上是告別特朗普時期的對朝政策，至於在哪些方面可能展現靈活尚不清楚。G7外長聲明還強調，其它國家在執行聯合國的決議中應該要受到更多的監督，雖未點名但可能主要針對中國。而現實是，中國海關數據顯示，中朝雙邊貿易額2020年大幅度下降80.7%，衹剩下5.39億美元。
第三點，不使朝鮮半島局勢出現惡化的主動權主要掌握在朝鮮手裡。
朝鮮有自身的安全訴求，採取了一些自認為能夠捍衛其安全利益的行動。國際社會一系列關於朝鮮的制裁決議和行動，包括聯合國決議，大多是對朝鮮行動的反應。從當前的局勢來看，衹要朝鮮不進一步採取行動，那麼其它國家沒有理由採取激烈反應，特別是對美國拜登政府而言。在拜登政府的議題中，國內議題優先，特別是彌合國內的社會分裂、控制疫情、穩定經濟等成為重要優先事項。在國際議題上，氣候變化、俄羅斯、中國等議題的重要性都超過朝鮮議題。儘管美國依然把朝鮮視為重要的安全威脅，但如果朝鮮不再繼續採取刺激行動，至少可以保證其所面臨的國際環境就不會再惡化，而且還有可能得以出現某種轉圜。這個主動權是掌握在朝鮮手裡的。朝鮮如果能認清這樣的大勢，它的國際環境或遲或早會得到改善。如果它繼續對抗國際社會的話，這對它而言可能不是好消息。通常，在美國政府換屆的時候，正是最考驗各國政府外交智慧和定力的關口。當然，朝鮮有自身的邏輯和對國家利益的考量。
經過四個多月的評估以及與日本、韓國、歐洲盟國的溝通，經過與特朗普政府參與對朝談判的高官的接觸，美國拜登政府可能於5-6月份公佈其對朝政策核心內容，這條“經過校準的”、“切實可行”的中間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取決於各方的安全關切是否能得到較為平衡的重視和回應。目前的朝鮮半島局勢表面風平浪靜，實則暗流湧動。美朝雙方新一輪的互動即將展開。
周永生：日美緊密聯合針對中國的格局形成
非常感謝給我這樣一個題目，就是美日首腦會議之後的東北亞局勢。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宏觀戰略的考慮，我的思路主要是四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形成了由過去日本在中美之間相對中立變為現在日美緊密聯合針對中國的格局轉換。我認為，我們對這一格局的轉換事先是有預判的，因為王毅國務委員兼外長事先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通了電話，警告日本不要把手伸得太長，干涉中國的事務。實際上就是警告日本首相訪問美國時不要點名批評中國。估計王毅外長並沒有明說，日本應該能夠理解中國這種表達的意圖。但是我們也看到，現實情況是日本毫不反思和反省，更加肆無忌憚地和美國發表聯合聲明批判中國，批判中國的人權問題，批判中國在台灣海峽製造緊張局勢，要對台灣表示關注關切等等。這一類話語正是我們反感的。這是1969年以來，日本首次公開在國際聲明中對中國進行點名批評，所以這個變化是非常嚴重的，帶有歷史性格局轉換的模式。過去，儘管日本實質上站邊美國，但仍想保持某種中立，在中美之間表現出某種平衡，現在，日本連表面上也都站到了美國那一邊，這是第一個大格局的變化。
第二個方面，四國聯盟由原來不斷擴大和明確範圍轉變為要以日、美兩國為基軸，所以，實際上日、美兩國已經成為四國聯盟的核心，或者說是軸心。原來儘管也是核心但沒有明確提出，現在通過聯合聲明明確提出來，這意味著日本的國際地位已經大幅度提升，甚至提高到超越了印度和澳大利亞，已經和美國在形式上平起平坐的狀態，這又是一個重要的轉變。
第三個方面，美國對華戰略由特朗普後期對中國的全面打壓，轉變為競爭和合作、相互對抗的全面組合，日本雖然考慮自身的利益，同時也在追隨美國戰略的變化。特朗普在後期幾乎和中國徹底翻臉，全面壓制、圍堵、打擊中國。但是拜登上台後，實際上沒有追隨特朗普的極端做法，而是有一個區分，用沙利文的話來表達就是“該競爭的領域要競爭”，比如在高科技領域和中國競爭，在“該合作的領域要合作”，比方說在朝核問題、環保問題、氣候變化問題上和中國合作，未來經貿領域也應該是一個合作的備選項，以及在“該對抗的領域進行對抗”，毫無疑問就是在安全和軍事領域。這個層次非常明確，有步驟有計畫。日本也會全面追隨美國，因為這三個層次的戰略也完全的符合日本的利益。
第四個方面，美日聯合聲明中明確表示支持日本增加防衛力量，也就是支持日本增加軍力，使日本開啓了加強軍力的合理名頭。二戰以後，日本作為戰敗國不僅受本國法律的制約，也受到了國際體系的制約，沒有理由進行大規模軍備擴張，但是日美這樣的聯合聲明等於明確支持日本擴張軍事力量。就目前來說，日本沒有太大的軍事力量擴張的國內環境，也沒有這樣的內生動力。但從國際環境來說，日本有大規模制約中國大陸解放台灣的需要，這也是它一直在周密考慮的。現在美國提供了日本一個合理擴張軍備的名頭，一旦需要的話，比如海峽兩岸如果發生危險性或者是衝突性的舉動，還有可能刺激日本修改國內憲法，使安倍過去推動幾年都沒有成功的修憲，發生迅雷不及掩耳的轉變，在短時間內實現憲法的修改。
王鍵：圍繞台灣問題的外部因素空前複雜
當前，圍繞台灣問題的外部因素空前複雜，在長期以來的美日因素之外，多種不確定因素急遽增加，台海地區愈加跌宕。
一，日美攜手深度介入台海地區。美國拜登新政府成立不到兩個月，就以“史無前例的速度”與日本舉行主要指向中國的“2+2”會談。2021年3月16日，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國防部長勞埃德·奧斯汀在東京與日本外務大臣茂木敏充、防衛大臣岸信夫舉行日美“2＋2”會晤。本次日美“2＋2”會談是自2013年以來時隔7年半再度在日本舉行，會晤結束後發表的聯合聲明點名指責中國的行為“與現有國際秩序不符，給美日同盟和國際社會帶來了政治、經濟、軍事和技術方面的挑戰”。聲明還將中國不久前出台的《海警法》稱為“破壞性事態”。這是歷次美日2+2會晤針對中國措辭最為強硬的一份聲明。兩國也確認年內將再次舉辦“2+2”會晤。
在“2＋2”會晤前，岸信夫與奧斯汀舉行了拜登政府上台後的日美首次防長會晤。日美防長不僅就台海可能發生的“不測事態”表達關切，還確認在台灣突發事態之際將密切合作，宣稱大陸若武力“犯台”、美軍馳援台灣，日本自衛隊將考慮提供協助。岸信夫在會談中提及飛越所謂“海峽中線”的大陸軍機驟增。日美雙方一致認為局勢緊張加劇或將導致武力衝突。岸信夫稱，與台灣海峽地理位置較近的日本的和平與穩定將受到很大影響，聲稱今後有必要探討自衛隊能為前往支援台灣的美軍提供何種協助。報道稱，把台灣突發事態作為會談議題的要求由美方提出。
一個月之後的4月16日，日本首相菅義偉與拜登總統在華盛頓舉行日美首腦會晤并發表聯合公報宣稱，“我們強調台海和平和穩定的重要性，鼓勵和平解決兩岸問題。”這是自1969年以來，日美首腦會談聯合聲明中首次寫入有關台灣的內容。
1969年，時任日本首相佐藤榮作和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在首腦會晤後發表聯合聲明稱，“維護台灣地區的和平與安全對日本的和平與安全同樣重要。”
1972年2月尼克松訪華，中美關係進入新階段；同年6月，日本政府在回復在野黨議員質詢時表示“對於支撐台灣條款存在的地域形勢的認識已經改變”。同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北京；29日，中日發表聯合聲明，宣佈中日邦交正常化。此後52年，美日首腦聯合聲明中都不再直接提及台灣問題。
2005年2月19日，時任美國國務卿賴斯、時任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與時任日本外相町村信孝、時任防衛廳長官大野功統舉行日美“2＋2”會晤。在會晤會後發表的共同聲明中，美日首次具體提到台海問題，並將“鼓勵以和平方式經由對話解決台灣海峽議題”列為美日共同戰略目標之一。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2月17日明確回應指出：中國政府堅決反對美日發表任何涉台共同文件，干涉中國內政，損害中國主權。
此次2021年的美日聯合聲明“點名中國”更清晰表明美日同盟的戰略意圖所在，也證實拜登新政府試圖以對華強硬姿態刻意重塑美日同盟。在“2+2”會談前美國國務院就刻意發表題為“重申牢不可破的美日同盟”的文件，宣稱“美國對日本防衛的承諾是絕對的”，並宣揚將共同“對抗中國在亞洲和世界各地的挑釁”。
另外，G7外長會議於5月5日發佈公報，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及世界衛生大會(WHA)，同時強調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台外交部發言人表示，這是G7外長會議公報首度列入台灣，對此聲明內容表示高度歡迎，並誠摯感謝G7成員國對台灣的堅定支持與肯定。
緊接著，法國參議院在日前召開會議，以304票贊成，0票反對的結果，全票通過了“台灣參與國際組織工作”法案，鼓動法國政府支持中國台灣加入世衛組織，國際民航組織，以及國際刑警組織等。
二，日本國內政治生態與日台關係走勢。自2020年9月16日菅義偉上台主政之後，其執政業績的亮點匱乏。受疫情持續惡化以及民生經濟頹廢等的影響，其支持率連續下跌。根據時事通信社今年3月的民調，日本國民對菅內閣的支持率相比2020年9月上任時下跌了16.2%，目前不足35%。所以，菅義偉亟待在外交方面打開局面，以為今年9月份維持執政的目標爭取更多的民意。但日本的外交政策從本質上來說是由日本國內政治和國家利益決定的。此次日本深度介入台海問題，也是出於其國內政治和國家利益的考量。
日美首腦聯合聲明公開對台海問題表示“關注”，是“粗暴”干涉中國內政，但菅義偉返日後在國會上又迅即“澄清”日本沒有預設軍事介入台海衝突的“前提”，且日本外務省對內公佈的日美峰會會議紀要中也避談台灣問題。菅義偉在日本國內外不同語境下對台灣問題的態度判若兩人，甚至出現矛盾情況。
但日本對台政策也確實在進行調整，今年2月10日，日本執政的自民黨外交部會成立“台灣政策研討專案小組”，專案小組召集人是自民黨外交部會會長、參議員佐藤正久。小組顧問由“日華懇”會長、眾議員古屋圭司擔任，小組副召集人由曾任自民黨青年局局長、前外務副大臣鈴木馨祐擔任。佐藤正久表示，大陸對台灣施壓的力道愈來愈強，這可能影響日本的安全保障。自民黨外交部會事務局長、眾議員山下貴司對媒體表示，包括美國在內，各國共同的想法是為了實現和平且安定的印度太平洋地區，台灣問題是無法避開的。台灣政策研討專案小組會議將戰略性地探討許多議題。
就目前而言，基於日本的國家利益主要是經濟利益，秉持安倍對外戰略的菅義偉內閣仍以穩定對華關係為要，很難因為台灣議題而與中國徹底翻臉，但非常“熟知”兩岸的日本始終在“妙用”台灣問題試探中國的底線，同時觀察中美矛盾的程度，以為日本保持足夠的戰略迂迴與“對衝”餘地。眾所周知，日趨緊密的中日經濟聯繫是日本經濟的強大支撐是不爭的客觀事實，今年1月13日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發佈年度國際戰略報告——《危局與新局：復旦國際戰略報告2020》指出“回顧2020年的中日關係，雖然遭遇新冠疫情、安倍辭職、美國大選等的衝擊，兩國結構性矛盾的短板再次顯示出中日關係脆弱的一面；但在涉及全局的基本面、特別在經貿領域，卻也經受住了考驗，展示了基礎上韌性的一面”。簡言之，日本要保持自身安全與經濟發展，就不能對中國採取戰略硬對抗，但又要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下保持與美國協調一致，這就給中日關係增添巨大之不確定性。
就日台關係而言，在蔡英文總統第一任期內，日本期盼已久的福島五縣食品解禁依舊沒有進展，此乃日台關係多年“徘徊”的一大因素。借用日本法政大學教授福田圓的表示就是，這一問題的“長期化、深刻化，成為制約日台關係發展的羈絆”。另外，2018年國民黨主導的“反核食公投”高票通過更使蔡英文總統當局試圖解禁陷入困頓，不僅讓台灣加入CPTPP不克落實，更導致台日經濟深度合作進程遲緩。再就是以衝之鳥礁漁權爭端為焦點的台日漁業糾紛久而不解，雖然“反核食公投”二年有效期已屆滿，但最近日本決定向公海排放核廢水以及福島核洩漏依舊沒有得到根本性排除等因素，福島五縣食品解禁勢必遙遙無期。再加之CPTPP的若干成員國尚沒有完成立法程序，蔡英文總統當局急迫加入CPTPP的願望唯有“竹籃打水一場空”。2020年11月15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正式簽署，成為全球最大自貿區。RCEP協議的簽署，既是中國與日本的一次互利經濟合作，也是中國與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新的里程碑，而台灣則被排擠在外。
台灣問題涉及中日兩國的歷史、戰略佈局以及地緣衝突，更關係到中國的核心利益。而日本基於歷史、地緣政治因素，對台灣問題的關注含有更大的現實利益考量。同時，日台關係從來都不是單獨存在的，衹是依附於中日兩國關係的一個部分，中日關係中的台灣因素或兩岸關係中的日本因素將長期存在，並持續發揮影響。簡言之，未來的日台關係將持續結構性矛盾交織，此起彼伏且跋胡疐尾之“低潮與徘徊”。
與會者簡介
王鍵：中國社會科學院首席研究員、中評智庫基金會高級研究員，兼任中國日本史學會常務理事、中國中日關係史學會常務理事、中華日本學會理事、復旦大學台灣研究中心兼職教授、廈門大學台灣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碩士（日本經濟史）、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史研究所博士（日本經濟史）、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台灣經濟史）。主要研究方向為日本史、台灣史與東亞區域關係史。
袁征：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副所長、創新項目首席研究員、美國外交優勢學科帶頭人、博士生/博士後導師，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獲得者。擔任中華美國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負責學會日常工作。主要從事美國對外戰略與中美關係的研究。曾先後在美國斯坦福大學、馬里蘭大學和夏威夷亞太安全研究中心訪學。
胡繼平：1967年出生，歷史學學士、法學碩士、博士。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主要從事日本政治外交、中日關係研究。曾任日本法政大學特聘研究員、朝日新聞社客座研究員等。
劉江永：中國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系教授，兼任中國中日關係史學會副會長、中日友好協會理事、中國外交學會理事等。主要研究領域是國際關係、可持續安全理論，重點研究方向是日本及東亞地區。
黃大慧：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中華日本學會副會長。主要從事亞太安全、中國周邊外交、日本問題研究等。學術代表著作有《日本對華政策與國內政治——中日復交政治過程分析》《日本大國化趨勢與中日關係》《釣魚島爭端的來龍去脈》等。
董向榮：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研究方向為朝鮮半島問題，學術著作有《韓國人心目中的中國形象》、《南韓創造奇跡》、《列國志韓國》、《韓國起飛的外部動力》等。
周永生：外交學院教授、中華日本學會理事、東亞和平與發展戰略論壇特約研究員、中華日本經濟學會理事。研究方向有日本外交、經濟外交、國際關係。學術代表著作有《經濟外交》、《戰後日本外交》、《大棋局—中日美關係風雲五十年》等。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