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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岸關係不穩，台灣經濟難以好轉。 |
中評社╱題：當前台灣經濟發展的困境與出路 作者：唐永紅（廈門），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協同創新中心經濟平台執行長、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經濟研究所所長、教授
台灣經濟成長以2000年為節點：在2000年之前為高速成長時期，從1962-2000年年均成長率高達8.6%，不僅成長為亞洲“四小龍”之首，而且創造了“均富社會”的“發展奇迹”；在2000年之後則進入了總體上趨於逐漸減速和貧富分化加大的低速成長階段。2001-2015年台灣GDP年均成長率約為3.7%，較之於1962-2000年，已是天壤之別。原因何在？當前面臨發展困境的台灣經濟的根本出路又何在？
台灣經濟發展需要有效進行全球化運作
衆所周知，台灣自身是一個有著較好的國際經濟區位，但資源、腹地、市場相對有限的淺碟型的小型島嶼經濟體。因此，台灣經濟發展需要在投入端和產出端實施較之於大型經濟體更加自由化與便利化的經貿政策措施，以型塑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發展環境，並可以有效進行國際化（全球化）運作，克服經濟發展面臨的島內資源要素與市場規模的局限與約束。在投入端，台灣需要通過較之於大型經濟體更加自由化與便利化的開放政策措施，優化投資環境，吸引國際直接投資（FDI），整合善用島內外資源要素。在產出端，台灣需要通過與其他經濟體簽訂自由貿易等雙邊或多邊經貿合作協議，優化出口環境，為島內生產的產品（貨品與服務）開拓外部市場空間並提升國際競爭力。
20世紀中葉以來特別是60年代台灣經濟起飛以來的發展歷史也表明，有效地進行國際化（全球化）運作對台灣經濟發展是至關重要的。依據發展模式的不同，根據李國鼎先生的劃分，1949年以來台灣經濟大致可分為進口替代階段(1950-1962)、外向型階段(1962-1980)、技術密集階段(1980-至今)等三個發展階段。無論是在哪個發展階段，台灣經濟都或深或淺、或多或少地在參與國際化（全球化）運行。即便是在1950-1962年經濟恢復和農業快速發展的進口替代時期，台灣也出口一定的初級產品以換取進口替代所必須的部分機器設備等生產工具。而在1960-1980年代的外向型發展階段，台灣更是與美、日、歐等當時的國際化（全球化）中心維持著緊密的經濟聯繫，在吸引FDI進入以增加經濟發展所必需的生產要素投入的同時，把台灣生產的產品的大部分出口銷售到美、日、歐市場，以這種國際化（全球化）運作方式，一方面克服了島內資源要素稀缺的約束，另一方面克服了島內市場需求不足的局限，從而獲得了較高速度的經濟發展，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
在進入技術密集階段到2000年前，在當時的國際經濟格局尚未明顯變化（美、日、歐依然維持全球化中心位置）的情形下，台灣依然通過全球化運作獲得高速經濟成長，並以“均富社會”、“藏富於民”的發展理念及其相應的政策措施創造了公平與效率兼得的“台灣奇迹”。在成長方面，1962-2000年,台灣經濟成長率平均達到8.6%；在分配方面,佔人口20%的最高收入階層與佔人口20%的最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差距大致在4至6倍之間，而且，居民的收入差別伴隨經濟高成長而不斷縮小。
投資意願進而投入不足導致經濟低速成長
台灣經濟成長以2000年為節點，在2000年之前為高速成長時期，在2000年之後進入了總體上逐漸減速的低速成長階段。2001-2015年台灣GDP平均年成長率約為3.7%，較之於1962-2000年平均高達8.6%的成長率，已是天壤之別。原因何在？衆說紛紜。
一些人認為，從各經濟體長期成長走勢的國際經驗看，台灣經濟已經邁過高速成長的發展起飛階段進入低速成長的發展成熟階段，不太可能再現高速成長。但這個所謂的國際經驗至今尚未被證明為一個經濟規律。現實世界中同為“四小龍”的韓國經濟繼續維持中高速成長，以致人均GDP超越台灣就是上述經驗所不能解釋的。
也有一些人認為，台灣經濟外向性程度高，深受國際經濟環境影響。而伴隨經濟全球化深化發展，2000年以來全球經濟波動頻繁，動蕩不安；加之台灣產業經濟結構轉型緩慢，國際競爭力下降。這影響到台灣出口擴張，從外需拉動角度影響到台灣經濟成長。這有些道理，但依然不能解釋處於同一國際環境的同樣外向型的其他經濟體的成長表現，也不能解釋為什麽台灣產業經濟結構轉型緩慢以致產品國際競爭力下降的問題。
實際上，2000年以來台灣經濟低速成長的主要直接原因在於資源要素（資本、人才）長期淨流出，導致島內投入長期不足；資源要素淨流出、投入不足的主要原因在於台灣投資機會較少且投資環境不好。投資機會較少且投資環境不好，導致島內外投資人投資台灣的意願嚴重不足，從而導致資源要素長期淨流出，結果，台灣經濟賴以發展的生產要素長期投入不足。生產要素長期投入不足導致產業創新不力，致使台灣在傳統產業出走的同時新興產業出現緩慢，結果導致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緩慢和國際競爭力下降，乃至第二產業空洞化、第三產業供給過剩（第三產業因第二產業空洞化而失去服務對象，以致競爭激烈但競爭力不強，其成長以及對就業的吸納有限），最終導致台灣經濟陷入低速成長、失業率增加、工資凍漲、貧富分化加大的困境之中。
島內外投資人投資台灣的意願不足，進而導致台灣投入嚴重不足。這體現為近年來台灣投資增加速度遠不如國民儲蓄增長速度，導致超額儲蓄屢創新高，超額儲蓄不斷累積，超額儲蓄率（超額儲蓄佔當年國民總收入GNI的比率）居高不下。根據台灣當局歷年統計數據測算，自2000年到2014年，15年間台灣共累積的超額儲蓄達15.3918萬億元新台幣，意味著台灣15年間累積了15兆新台幣之多的閑置資金，而且這個規模還在繼續擴大。再者，自2000年以來，台灣的超額儲蓄率呈上揚趨勢，自2000年2.52%上升至2014年的10.96%，說明目前島內一年有超過十分之一的產出未能得到有效利用。
自由化不足與邊緣化加劇導致投入不足
台灣投入不足主要緣於島內外投資人投資台灣的意願不足。投資意願不足的主要原因在於台灣投資機會較少、發展環境不好。而投資機會較少、發展環境不好的主要原因在於經濟自由化不足、邊緣化加劇。自由化不足、邊緣化加劇致使台灣不能進行有效的全球化運作，導致島內外投資人投資台灣的意願嚴重不足，進而導致台灣經濟的投入嚴重不足，結果經濟相應低速成長。
自進入政黨政治、選舉政治以來，台灣內部政治生態與意識形態日益制約台灣的經濟自由化與便利化進程的推進，影響到台灣經濟發展的機會與環境。表現為：一是防弊重於興利的思想使得保護主義盛行，經貿活動自由化與便利化政策特別是對中國大陸的經貿活動正常化、自由化與便利化進程難以推行，使得台灣經濟發展機會嚴重不足，也因與全球化中心不能自由便利連接與交流合作，使得台灣經濟邊緣化，包括出口環境與投資環境的經濟發展環境惡化；二是政黨惡鬥牽制經濟發展戰略與政策的及時出台；三是政局不穩又導致出台的經濟發展戰略與政策無法持續推行。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化發展，國際區域經濟一體化方興未艾、蓬勃發展，而台灣在外部經濟空間的拓展方面幾乎沒有收獲，導致台灣經濟邊緣化加劇，影響到台灣經濟發展的出口環境與投資環境。台灣經濟邊緣化的加劇，極大地傷害了台灣的出口環境與投資環境，造成島內外投資人看淡台灣經濟的發展環境，不僅島內的資本和產業不斷外移，而且島內外資本都不願意在島內投資，進行產業創新。在這種背景下，投資意願持續下降，導致投入嚴重不足，產業空洞化，經濟成長與薪資水平幾乎停滯不前，社會貧富分化與有效需求不足加大，陷入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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