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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建立前後中共對香港政策的英美因素考察
http://www.CRNTT.tw   2019-10-09 13:13:57
 
  三、影響中共對港政策的美國因素

  1843年香港開埠不久美國就在香港設立了領事館,1849年美國又設立了駐澳門領事。但基於1812年英美戰爭後英美關係的緊張狀態以及美國在遠東貿易份額較小,香港對於美國的重要性並沒有體現出來。“美國出於對英國的防範,軍艦寧可駐泊澳門,也沒有將英國控制的香港作為建立‘太平洋商業帝國’的支點。”〔33〕這一時期美國駐港領事的職責主要是向美國國務院報告美國在香港和遠東的貿易利益。1869年,美國駐澳門領事館撤銷,歸併到美國駐港領事館。1898年美國駐港領事館升格為總領事館。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成為繼上海之後美國在中國設立的第二個總領事館。自此,除關注美國在香港的商貿利益外,美國也開始在政治、軍事以及情報等方面在香港開展積極的行動,香港甚至成為美國向東南亞擴張的戰略要點。〔34〕

  在香港問題上的美國因素同時影響英國的對華政策和中共中央的對港政策。從美國方面來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美國多次主張將包括香港在內的領土歸還中國。特別是在1943年11月開羅會議期間,美國總統羅斯福明確表示,香港、滿洲、台灣和琉球群島都將歸還中國。美國還向英國施加壓力,要求英國放棄重新佔領香港的企圖。美國支持香港主權回歸中國的真實意圖在於將香港由英國獨佔變成國際共管,從而製造有利於美國的局面。1943年3月,羅斯福在會見宋子文時就提出香港主權回歸後中國必須保持香港的國際自由港地位。〔35〕其後在開羅會議以及雅爾達會議上,羅斯福仍建議中國收回香港以後要將把它變成一個自由港。美國何故如此,要支持中國收回香港,其利益何在?第一,美國試圖通過改變英國對香港的殖民事實,削弱英國在遠東地區的力量部署,進而衝擊英國在亞洲其它地區的殖民勢力。第二,美國試圖促成香港的國際自由港地位,以發揮自身的經濟優勢,進而擴大美國的海外市場。第三,美國國內反殖民主義成為主流,美國政府藉助削弱英國這一老牌殖民帝國來回應國內的聲音。雖然此時美國是反法西斯戰爭中盟國的“盟主”,英國在歐洲戰場、亞洲戰場都有賴於美國的援助,但香港涉及英國的“國家利益”,英國自然不會屈從於美國的壓力。因此,在英國強烈反對、政府堅持不放棄殖民主義政策以及美國考慮到美英同盟關係、美國發生政府更迭等情況下,美國在支持中國收回香港問題上發生了政策改變。1944年初,英國做出用武力重新佔領香港的決定,並成立了名為“香港計畫小組”(Hong Kong Planning Unit)的機構。該機構在陸軍部和殖民地部的指導下工作,任務就是制訂在香港恢復英國統治的計畫。〔36〕該小組多由曾在香港任職的英國官員組成。1945年7、8月間即日本投降前後,新上台的杜魯門政府在香港問題上沒有延續前任羅斯福總統的政策,轉為支持英國恢復對香港的統治。在中、英兩國圍繞在香港受降問題上發生爭執時,美國選擇了支持英國的政策。杜魯門甚至勸告蔣介石讓英國在香港接受日軍投降。最後,蔣介石無奈做出退讓,同意由英國將領以英中代表的雙重身份接受香港日軍投降。1945年8月30日,英國太平洋艦隊開進維多利亞港,英國得以成功重新佔領香港,恢復對香港的殖民統治。自此,香港在英國的殖民統治下,成為西方“自由世界”的一員。戰後,不少香港居民期待回歸中國統治,但英國人重回香港,有些居民並不樂見。〔37〕但也有人表示,香港上層華人大多寧願香港在戰後繼續由英國人統治,而不想由中國接管。〔38〕

  面對國共內戰的局面,美國也多方瞭解中國共產黨對香港的意圖,評估英國人保住香港的意願和能力,從而決定美國在香港的角色。抗日戰爭結束後,美國在對華關係上採取“扶蔣反共”的政策。國共內戰後期,特別是在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逼到南方時,為防止解放軍可能對香港發動進攻,美國曾考慮配合英國,向英國提供空中力量支持來保衛香港。而英國也同意、支持美國在香港設立情報機構以收集中國內地情報的部署。後因美國國內在是否繼續支持國民黨當局方面的分歧,1949年10月20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評估認為香港在軍事上無法抵禦中國的進攻,因此作出不支持英國防守香港的決定,此事令英國大為不滿。當然,對於英國在1950年1月承認新中國,美國也感到十分不滿。美國不支持英國防守香港,主要基於四個原則:1、香港是守不住的,2、解放軍的襲擊並非迫在眉睫;3、美國將避免為香港而軍事介入中國內地;4、如果中共要向殖民地進攻,美國將在聯合國支持英國。〔39〕

  雖然如此,但美國的軍事聯絡辦公室還是密切關注解放軍逼近香港邊界以及英國為防禦香港進行的軍隊部署、軍事設施和地方動員。美國中央情報局向總統提交的“影響香港現狀的因素”(Factors Affecting the Status of Hong Kong)的報告對中共和英國在香港問題上的考量做了具體而詳細的分析。該報告認為,未來一年香港的命運將取決於北京和倫敦在權衡維持或改變現狀的力量之間做出的微妙平衡。從中共方面來看,收回香港的因素包括:⑴中國民族主義情緒的壓力;⑵打擊英國,並隨之打擊西方在東方的聲望;⑶停止香港作為國民黨的庇護所;⑷香港作為華南地區主要港口的經濟價值;⑸解放軍通過在香港戰勝英國而獲得國際聲望。與此同時,促使中共傾向於讓英國保留香港的因素包括:1、把香港作為贏得國際社會承認和貿易討價還價的砝碼的可能性;⑵香港的管理問題;⑶一個在英國管治下的穩定的香港而衍生的經濟好處;⑷與英國發生軍事衝突的代價;⑸蘇聯有可能發動軍事進攻。從英國方面來看,英國面對中共的政策和反應可能會設法維持香港的現狀,主要基於:⑴堅定保衛香港的姿態有望誘使中共來談判涉及雙方經濟和政治讓步的全面解決辦法;⑵撤出香港將損害英國在東南亞的威望;⑶英聯邦高度重視香港的穩定;⑷英國公眾輿論傾向於支持保留香港;⑸香港對英國有相當大的經濟價值。〔40〕從美國中央情報局對香港情況的評估可以看出,美國非常關注香港可能發生的變局,對中共方面、英國方面的政策考慮都進行了評估,以便根據形勢的發展做出有利於美國利益的政策調整。

  美國因素對中共對香港政策的影響雖然沒有英國因素那麼大,但作為二戰後最具實力的國家以及對中國的國際環境乃至國家統一影響最大的因素,美國自然是中共各種對外政策不可忽視的因素。冷戰初期,美國將香港置於東亞國際關係格局的背景下看待,將香港作為對中國目標的杠杆,因此,大幅增加了對香港的重視和投入。〔41〕自此,中共和美國在香港又展開新的較量。

  ●本文是作者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中央對港澳全面管治權和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的兩權有機結合與依法共生理論與實施機制研究(專案編號:18BZZ117)”階段性成果之一。

  註釋:

  〔1〕齊鵬飛:“從毛澤東到鄧小平:新中國對香港特殊政策的歷史演變”,《教學與研究》1997年第6期。葉張瑜:“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解決香港問題戰略決策的歷史考察”,《當代中國史研究》2007年第3期。王紅續:“從‘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到‘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中國共產黨對香港政策的演變及其內在聯繫”,《黨的文獻》1997年第4期。

  〔2〕Christine Loh, Underground Fron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3〕王紅續:“從‘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到‘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中國共產黨對香港政策的演變及其內在聯繫”,《黨的文獻》1997年第4期,第37頁。

  〔4〕1946年12月9日,毛澤東對西方記者表示:“我們現在不提出立即歸還的要求,中國那麼大,許多地方都沒有管理好,先急於要這塊小地方幹嘛?將來可按協商辦法解決。”《毛澤東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07頁。

  〔5〕喬冠華向西方記者做出這樣的表示。Kevin Lane, Sovereignty and the Status quo: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China's Hong Kong Polic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0, p.80.

  〔6〕沈志華編譯:《俄國解密檔案:新疆問題》,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20頁。

  〔7〕【英】邁克爾·雅胡達著,郭瑞、曹衛國譯:《香港:中國面臨的挑戰》,新華出版社,1998年,第60-61頁。

  〔8〕金堯如著:《中共香港政策秘聞實錄》,台北:田園書屋,1998年,第4頁。

  〔9〕高馬可著,林立偉譯:《香港簡史——從殖民地至特別行政區》,中華書局,2013年,第172頁。

  〔10〕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黨史出版社,北京:2011年,第37頁。

  〔11〕金堯如著:《中共香港政策秘聞實錄》,台北:田園書屋,1998年,第4-5頁。

  〔12〕金堯如:《香江五十年憶往》,香港:金堯如紀念基金,2005年。

  〔13〕薛天棟、胡敦靄:《香港與內地貿易》,北京: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1984年版,第6頁。

  〔14〕孫揚著:《無果而終——戰後中英香港問題交涉(1945—1949)》,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292-293頁。

  〔15〕Grantham Alexander, Via Ports: from Hong Kong to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65.

  〔16〕關於這段時間的國民政府的對港政策可參見:孫揚著:《無果而終:戰後中英香港問題交涉(1945-1949)》,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

  〔17〕《殖民地大臣關於目前中國內戰形勢的發展備忘錄》,CAB129/31, CP(48)299,DBPO, 9th, Dec. 1948, Series I, Volume VIII, p.170.

  〔18〕《殖民地大臣關於馬來亞和香港局勢的備忘錄》,CAB129/32, C.P.(49)39, 5th, Mar. 1949.轉引自劉蜀永,第181-182頁。

  〔19〕1947年4月,英國護衛艦“紫石英”號在南京以東的長江水面挑釁正在準備渡江的解放軍部隊,被解放軍擊傷,艦長陣亡。前來救援的英國軍艦也被解放軍擊退。最後在解放軍的“默許”下,“紫石英”號得以逃離,駛到香港。

  〔20〕Hong Kong to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30th April, 1949, FO371/75839.轉引自孫揚,第292頁。

  〔21〕"Report by the Minister of Defence on His Visit to Hong Kong, June 6th--June 9th, 1949", Document no. 1, CO 537/4838.轉引自李彭廣著:《管治香港:英國解密檔案的啟示》,牛津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32-35頁。

  〔22〕Robert Boardman, Britain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4, 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 Books, 1976, pp,171-172.

  〔23〕【美】愛德溫·W.馬丁著,姜中才、于占傑譯:《抉擇與分歧——英美對共產黨在中國勝利的反應》,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社會政法分社2016年版,第85頁。

  〔24〕石俊傑:《分歧與協調:英美對華政策比較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34頁。

  〔25〕C.P.(49)214, 24th October, 1949.

  〔26〕C.M.62(49)p.58.27th, October, 1949. http://filestore.nationalarchives.gov.uk/pdfs/small/cab-128-16-cm-49-62-19.pdf

  〔27〕根據英國解密檔案,英國政府在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問題的決策上,其內閣經歷了多輪的商討,英國政府在香港問題上的考慮是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重要因素之一。由於新中國政府已明確宣佈了對歷史上所有不平等條約的不承認立場,這就否定了英國繼續統治香港的法律依據。承認新中國是英國確保在香港的利益,繼續管治香港的唯一出路。正如邱吉爾所說:“如果英國撤銷了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承認,那麼,香港的安全就會受到威脅。”相關研究可參見:劉蜀永:“英國對香港的政策與中國的態度(1948-1952)”,《中國社會科學》1995年第2期;金光耀:“1949-1950年英國對新中國的承認”,《歷史研究》1994年第5期。孫潔婉:“試論1949-1954年英國對華政策的演變及其動因”,《世界歷史》1995年第1期。

  〔28〕國民政府在香港設立駐港機構“外交部兩廣特派員公署駐港辦事處”。

  〔29〕廉正保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大事記》第4卷,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第385頁。

  〔30〕Zhou Zhongfei, "The British Decision to Recogniz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and Its Aftermath," American Asain Review, 2003, Vol 21, No. 1, p. 163.

  〔31〕Francis Yi-hua Kan, "The Position of Hong Kong in Britain's Policy towards Two Rival Chinese Regiemes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the Cold War," Civil Wars, 1999, Vol. 2, No. 4, p. 112

  〔32〕劉蜀永:“英國對香港的政策與中國的態度(1948-1952)”,《中國社會科學》1995年第2期,第192頁。

  〔33〕郝雨凡:“十九世紀中葉美國駐澳門領事的‘設’與‘撤’”,《歷史研究》2015年第1期。Dispatches from United States Consuls in Macao,《美國駐中國澳門領事館領事報告,1849-1869》,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

  〔34〕鍾遠明:“美國併吞菲律賓過程中在香港之部署——以美國領事活動為中心”,《東南亞研究》2016年第3期,第44-54頁。

  〔35〕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顧維鈞回憶錄》第5卷,中華書局,1987年,第232頁。

  〔36〕劉蜀永主編:《簡明香港史》,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第285-286頁。

  〔37〕許舒(James Hayes)著,林立偉譯:《新界百年史》,香港:中華書局,2016年,第296頁。

  〔38〕 高馬可,《香港簡史》,第160頁。

  〔39〕葉霖著:《在中國的影子下:美國對香港的外交政策1945-1972》,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8年,第85頁。

  〔40〕ORE 78-49, Factors Affecting the Status of Hong Kong(to September 1950), 4, Oct. 1949, Records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Part 2, 1946-1953 The Far East, Microfilm, UPA, Reel 1.轉引自葉霖:《在中國的影子下:美國對香港的外交政策1945-1972》,第82-83頁。

  〔41〕關於冷戰初期美國的香港政策可參考:Nancy Bernkopf Tucker, Taiwan, Hong Kong,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45-1992: Uncertain Friendships,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4; Chi Kwan Mark, Hong Kong and the Cold War: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1949-1957,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4; 于群、程舒偉:“美國的香港政策(1942-1960)”,《歷史研究》1997年第3期;葉霖著:《在中國的影子下:美國對香港的外交政策1945-1972》,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8年。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9年9月號,總第26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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