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保羅·萊德拉赫（John Paul Lederach）指出了關係和結構維度，如果衝突不僅要得到解決，而且要轉變，就需要注意這些維度，需要超越表象。不知何故，三十年前蘇聯垮台後，俄羅斯仍然是西方的敵人。其實普京曾兩次要求加入北約，但都被西方拒絕了。在歐洲建立新安全架構的願景失敗了，儘管得到了1980年代著名人物的支持，例如法國總統密特朗，當然還有冷戰時期的跨越者戈爾巴喬夫。
深深烙印在當今俄羅斯人集體經驗中的，是對倉促強加極端的新自由主義所帶來的經濟災難的記憶，通貨膨脹達到了百分之數千的峰值。國際勞工組織駐莫斯科代表蓋伊·斯坦丁（Guy Standing）回憶說，官員們懇求外國人用美元為他們的家人購買食物。預期壽命直線下降，自由民主遂被一代俄羅斯人指責和詆毀。
這個故事不是第一次出現，當一個國家滑向歷史性失敗，其人民從未真正瞭解其原因，然後陷入赤貧和苦難，就會為該國走向法西斯主義奠定基礎。
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慘淡結果不可避免地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再次失敗。如今我們肯定要不惜一切代價避免這種情況，但是，讓我們暫時將注意力轉移到接下來發生的事情上。
這兩場全球性戰爭的中心是德國和法國的競爭，這兩個國家在70年間曾三度拿起武器對抗對方。法國外交部長羅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n）發起了歐洲煤鋼共同體，也就是歐盟的前身，他說：“歐洲國家的團結需要消除法國和德國的古老對立……生產上的團結如此確立將清楚地表明，法德之間的任何戰爭不僅變得不可想象，而且在物質上是不可能的”。
那是在1950年，新紀元誕生了，他們最終將通過隨後幾十年的社會動蕩，迫使德國進行清算並完成去納粹化進程。這又使反思歷史成為可能：與過去達成協議，需要蕩滌有害的歷史思想以使其不再被使用。
正是在歐洲的新結構中，舊的關係最終解體並被取代，文化暴力被揭露和克服，直接暴力變得不可想象。那麼，對於俄羅斯、烏克蘭和新歐洲而言，促成新關係的新結構會是什麼樣子呢？如果沒有另一場世界大戰，我們怎麼能到達彼岸？
我們應該記住西方對俄羅斯安全概念的侵犯，這些行為激起了普京的猛烈抨擊，北約不應該向東擴張。一個世紀前，當資本主義列強發動武裝干預反對布爾什維克革命時，莫斯科獲得了新的關注。
在過去的幾個世紀裡，俄羅斯的“偉大”已經形成了一道抵禦拿破侖（1812年）、奧斯曼帝國（1877－1878年），當然還有後來的希特勒侵略的思想堡壘。然而，在當今世界，它是一種威脅和干涉思想，它必須消失。對其他民族的命運具有影響的區域概念是令人討厭的，正如美國對其他美洲國家干涉的門羅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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