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正如法律專家所說，對機動車進行年檢，是一種對物的行政活動，而不是對人的行政活動，不能夠用對人的行政活動作為前置條件，來衡量機動車這個物的實用性。未處理車輛交通違法行為、交通安全事故不予年檢，是因為“人”交通違法或出事了而處罰“車”，這顯然是錯位。如果有車主因車檢時附加了其他條件而放棄車檢，恐怕會給車輛行駛帶來安全隱患，這就有違處罰交通違法行為以及進行車檢的初衷。不搞“捆綁式”年檢，才可能避免車輛代人受過。
當然，機動車“捆綁式”年檢，是想對違法車主形成制約，迫使其積極接受處罰，不拖延繳納罰款，可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不過，這也暴露出交警部門缺乏足夠的執法智慧與能力，似乎沒其他更有效的手段來保障違法處罰決定得到有效執行。必須盡快提高執法能力，提高執法水平，比如，將車主處理交通違法情況納入征信，影響車主的社會信用評價。等到經過充分論證，有可實施的細則支撐，能區分交通違法性質、罰款拖延程度等，再搞“捆綁式”年檢也不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