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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偉峰：如果把“習馬會”理解為兩岸最高領導人的禮節性會見，那麼一定是嚴重低估了“習馬會”在兩岸關係歷史上的重大作用與意義。(中評社圖片) |
中評社香港11月9日電／香港明報9日發表中評智庫基金會董事長郭偉峰文章，談“習馬會”，全文如下：
兩岸領導人會面是兩岸關係66年歷史中最為震撼的一個節點，當屬里程碑的歷史意義。在落下帷幕之後，需要對“習馬會”的歷史意義與作用進行反思，也需要把“習馬會”之後依然存留的一些疑問加以研判解讀。因為長期與兩岸官方及智庫打交道，我個人對其中的一些疑問有比較貼近事實的理解，就教於大家。
新加坡會面 完全排除國際因素
一、為什麼在北京不能見，在新加坡反而能見？
“習馬會”的舉辦看來非常突兀，因為事先一點點風聲都沒有漏出去，高度的保密，高度的心照不宣，在如此的複雜的兩岸關係中，還能夠做得到，實是不易。但是必須知道，兩岸高層為“習馬會”運作已經很長一段時間了，至少有兩年多，最開始是馬英九方面堅持要在國際場合與習近平見面，最迫切的一次是在2014年的北京APEC（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會議前夕，只要習近平點頭，馬英九就會到達北京。但是北京方面拒絕了，原因非常簡單，就是不願意在國際場合討論兩岸關係，造成“一中一台”的尷尬局面。APEC雖然在北京舉行，但卻屬於重大的國際會議，主辦方不是中國，是亞太經合組織，所以習近平和馬英九不能在這個場合會面。
習馬得以會面的基本要素在於：“九二共識”是雙方的共同政治基礎，沒有“九二共識”，習馬不可能見面。但即使雙方都堅持“九二共識”，沒有合適的場所也無法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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