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0月3日電／近一個月來，尤其是在大陸國台辦負責人龔清概向台灣陸委會主委王郁琦送交北京“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邀請函之後，台灣的一些政界人物和媒體，突然高調地連續鼓吹“習馬會”，並將之提到了“世紀會面”的高度，還使用了諸如“習近平將會成為歷史巨人”的“激將法”。
新華澳報今天發表富權的文章指出，種種跡象顯示，隨著十一月十日北京“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日益趨近，馬英九仍不會放棄這個被他認為是“最難得”的機會。儘管北京已經多次強調，不能在國際場合進行“習馬會”，而“APEC”是國際場合，但到本文執筆之日，台北方面仍未宣佈“領導人代表”的具體人選，看來馬英九還是希望由自己親自“出征”，而籍此突破“西雅圖模式”的由經濟領域部長級官員作為領導人的代表出席的慣例。
平情而論，馬英九有此想法，確也難怪。因為有兩個迫切而又特殊的因素促使他如此急切。一方面，他的兩任共八年任期即將屆滿，但除了在第一個任期開始時，決定恢復兩岸協商並實現兩岸直接通航外，在第二個任期內，卻是“頭頭碰著黑”，內部政績越做越差，唯一可以捧得上檯面的兩岸事務，卻遭逢民進黨杯葛及“太陽花學運”狙擊，再加上王金平的不配合而寸步難行。偏偏在此時又連續發生性質頗為惡劣的內鬥事件，使得他灰頭土臉。在內外因素交困下，只有借助“習馬會”，才能成就他的“歷史地位”。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籍此提振國民黨的士氣，爭取二零一六年的大選能夠實現繼續執政，從而阻攔民進黨人上台後，抓住他的種種失誤，為阿扁“報仇”，讓他也住進一點八坪的總統府。
另一方面，北京“APEC”是在他的總統任內唯一可以登陸的機會。這是一個實際問題。按北京的想法，他最好是以中國國民黨主席的身份前往大陸，執行“胡連會”《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的規定，正式建立由兩岸執政黨領袖來實施的“國共平台”（過去連戰、吳伯雄實施“國共平台”時的身份均不是執政黨主席）；但必會遭到民進黨等反對勢力的攻訐，指責為“矮化”，因而民進黨及其他的各種政治勢力，甚至馬英九自己，都希望以中華民國總統身份登陸，但必然遭到大陸方面拒絕。而“APEC”峰會就可繞過這個困擾，因為其會員都叫“經濟體”而不是國家，出席者也是以“經濟體領導人”身份而不用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而今年的“APEC”峰會又是在中國的北京舉行，也就省去了東道主必須就“中華台北”出席者的具體人選徵詢北京的意見這道手續，亦即北京自己就可以決定。因而由馬英九親自出席這次在“一個中國”疆域內的峰會，可以避過“西雅圖模式”。此後在其他經濟體舉行的峰會，則恢復實行“西雅圖模式”。
但是，即使是在中國北京舉行的“APEC”峰會，倘馬英九直接以“領導人”身份出席，就將會破壞一個中國原則。實際上，無論是在座位安排上，還是在領導人大合照中，馬英九與其他經濟體的領導人其實是各國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都齊聚一起，就將使作為地方經濟體的“中華台北”變成了國家主體經濟體的中華民國。而且，馬英九還可利用與其他經濟體領導人同住雁栖湖酒店的機會，與奧巴馬、普京、安倍、朴槿惠等領導人進行“咖啡廳外交”或“走廊外交”，當台灣或外國媒體大肆報道後，勢必成為重大政治事件。還有，既然中國自己突破了“西雅圖模式”，別的經濟體在舉辦“APEC”峰會時，也可以此為由“照辦煮碗”。二零一六年倘是由民進黨上台執政，更將會以此為由，要求由其領導人直接出席“APEC”峰會。甚至得寸進尺，要求突破“韓國備忘錄”，提出主辦“AO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及部長級會議，並在由其他經濟體主辦的部長級會議時，“中華台北”的外交部長也可出席的訴求。因此，這個口子決不能開。北京的堅持，並非沒有道理。
當然，由於今年“APEC”峰會是在北京舉行，作為東道主的中國，可以靈活處理相關的問題。尤其是針對“APEC”一九九七年作出暫停十年（後再追加三年）吸收新成員的決定之前，已有印度、巴基斯坦、斯里蘭卡、蒙古、厄瓜多爾、哥倫比亞、巴拿馬、老撾、朝鮮等國家及澳門（回歸後稱為“中國澳門”）地區申請加入，而現在十三年的“凍結期”已屆滿，習近平在主持峰會時，提出恢復吸收新會員體的建議；與此同時，為了為該建議“造勢助陣”，習近平籍著東道主之便，邀請這些國家或地區的領導人以“特邀嘉賓”的身份列席會議。這樣，就既可以進一步提升習近平在國際社會的地位和形象，也可籍此“捎帶”邀請馬英九以“特邀嘉賓”的身份列席會議。這樣，就可巧妙地解決馬英九登陸的身份問題。
當然，為了避免造成“兩個中國”的錯覺，還需以其他方式予以配合。比如，馬英九等“特邀嘉賓”的座位與經濟體領導人分開區隔，“特邀嘉賓”也不與經濟體領導人進行大合照。另外，“特邀嘉賓”不住在雁栖湖酒店，以避免發生“咖啡廳外交”或“走廊外交”。而真正的“習馬會”，是在“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閉幕後的場合，習近平與馬英九分別以“大陸地區領導人”和“台灣地區領導人”名義進行。這是符合《中華民國憲法》和《兩岸關係條例》的定位的，民進黨要“鬧”也沒有理由。
本來，這是一個可行性較高的辦法。而且聯想到，江澤民時期有突破性的“汪辜會談”，胡錦濤有突破性的“胡連會”及“恢復兩岸會談”；而在反貪、內政、外交等領域上都有重大突破的習近平，也應在兩岸事務上有重大突破吧？因此，“習馬會”就是一個好議題。當然，不能為見面而見面，應當啟動執行《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五項任務中，餘下的“促進終止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及“促進協商台灣民眾關心的參與國際活動的問題”這兩項任務，至少也應宣布啟動兩岸政治對話。馬英九總不能兩手空空“帶疏蕉”登陸，只是為與習近平握個手而已吧？
但是，最近發生的幾個事態，可能連這樣的機會也將被流失掉。其一，是所謂張顯耀的“共諜案”問題，等於直指國台辦、海協會是間諜機構，對其造成極大的損害；其二是習近平會見台灣統派團體時，重申北京的一個中國、反對台獨，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政策，而馬英九駁斥“一國兩制”也就算了，但卻重提“不統、不獨、不武”老調，不但是要擺出一副與習近平“對著幹”的樣子，而且也背棄了他當年參與籌組“國統會”及擬制《國統綱領》時的政治立場，也拋棄了自己競選時“終極統一”的誓言。既然如此，還有什麼好見面的？或許，是連馬英九自己也已感覺到，上述言行對已經陷於頗具邊緣的“習馬會”，更是有害無利。因此，為了補救，也是為了向北京施加輿論壓力，才出現這一輪輿論攻勢吧? |
